諡號是一個帶有鑑定性的稱號，但因它來源於敬名和避諱，所以對前人不稱其姓名或字，而稱其諡號時，總帶有敬意。不過稱歷代帝王的諡號當作別論。
帝王生前的名字得避諱，不但口頭上不能講，就是書面上也不得寫；非用代表他名兒的那個書寫符號不可時，可用同音字或同義字代替，萬不得已要用原字，那麼這個字不准寫完整了，必須缺一筆。等他死了，有了諡號，有了廟號，人們習慣上都稱他的諡號。漸漸地便約定俗成了。稱帝王的諡號是無可選擇的，是被動的，不是自願的，因此便無示敬可言。當我們說到號稱聖人的周文王及昏庸殘暴的周幽王和周厲王時，沒有什麼不同。但對一些有選擇稱謂自由的歷史人物來說，情況就不同了。
朝廷賜諡重爵位不重品行，只要達到賜諡的官階就可得到諡號，只要有人從中維護，就可得到美諡。譬如宋代許多不光彩的人物，入了奸臣傳的都有很冠冕堂皇的諡號：曾布謚為文肅，蔡京之弟蔡卞謚為文正，汪伯彥謚為忠定，賣國賊秦檜謚為忠獻，秦檜的重要幫兇万俟卨〔moqixie莫齊謝〕謚為忠靖……然而又有誰去稱他們的諡號呢？即使秦檜後來改謚為謬醜，也無人理會。古今上下，男女老幼，統稱之為秦檜。公道在人心，壞人有諡也不稱。
六朝人作品，如以為例，稱人多稱官職，例如稱陳寔〔shi時〕為太丘(陳曾為太丘縣令)，謝安為太傅，王導為丞相，王敦為王大將軍，嵇康為中散(為魏中散大夫)，王羲之為右軍，等等。而唐人於作品涉及名公巨卿，則多稱其封爵，如稱房玄齡為梁公，杜如晦為萊公，魏徵為鄭公，裴度、韓滉為晉公，顏真卿為魯公，等等。這在《大唐新語》、《隋唐嘉話》、《朝野僉載》等書中習見。到了宋代，除仍用上述稱謂外，又多稱前人的諡號。如歐陽修在《歸田錄》稱魯宗道為魯肅簡公，張知白為張文節公，楊億為楊文公，孫奭〔shi市〕為孫宣公，王曾為王文正公，李沆為李文靖公……江休復在《嘉祐雜誌》中稱韓愈為韓文公，楊億為楊文公。范鎮在《東齋記事》中，稱丁度為丁文簡公，薛贄為薛簡肅公，王曾為王文正公，蔡齊為蔡文忠公，范仲淹為範文正……宋人筆記中，稱諡號的例證難以枚舉。至清代此風更盛，只要翻開雜錄、隨筆之類的書，就會發現俯拾即是，所以我們就不再臚列了。
宋以來盛行稱前人的諡號，大概是有原因的。對一些勳業彪炳，或極為人所欽仰的歷史偉人，稱其字，則似乎有些欠妥。因為稱表字只限於平輩之間，或尊長對卑幼者表示親近和喜愛時才用。如果稱別號，又與其人身分不相稱，也欠莊重，況且他還不一定有別號。當然還可稱官職，這雖能體現其人之身分，然不能見其人之立身行事，生平業績。看來對這些人，稱其諡號，是最佳選擇。如范仲淹之稱範文正公，不是正可令人想見這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代政治家那種奉獻精神和浩然正氣嗎？岳飛之稱岳武穆或岳忠武(後改諡忠武)，不是也可使人想像到這位“危身奉上”，勇禦外侮的民族英雄的氣概嗎？還有如劉墉之稱劉文清，也可體現出這位一生自奉廉潔而多善政的清官形象，紀昀之稱紀文達，也充分反映出這位學識淵博而又詼諧機智的儒臣風貌。
由此可見，對歷史偉人，名公巨卿，稱其諡號既可示敬，又可體現其身分地位和生平業績，這一點確實是其他稱呼所不能替代的。
附帶說一下，明以前，對皇帝不稱諡號就稱廟號。從明到清，民間開始習慣上稱年號。如永樂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順治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這種稱呼當是民間的創造。
註釋： 為清初人作品，《哭主》中已有“可憐聖主好崇禎”和“我的崇禎主子呀”等稱呼。第九回婁府的看墳人鄒吉甫稱明太祖為洪武爺，成祖為永樂爺。
註釋： 為清初人作品，《哭主》中已有“可憐聖主好崇禎”和“我的崇禎主子呀”等稱呼。第九回婁府的看墳人鄒吉甫稱明太祖為洪武爺，成祖為永樂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