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不知道古人一般都是既有名又有字的，更不曉得何為名，何為字，名和字又是一種什麼關係，所以常在人物名字上出錯。如說杜甫字少陵，蘇軾字東坡，陸游字放翁，唐寅字六如，鄭燮字板橋，等等。這都是因為常聽人說杜少陵、陸放翁、鄭板橋如何如何，又朦朧知道古人有字一說，便錯誤地把號作字了。如只是口頭交談，隨便一說，倒也罷了，如果寫成文章，登在報刊，印成書，就會貽誤他人。如有一篇談人才的文章，說春秋秦國善相馬的孫陽，因為鑑別馬的技能太高了，所以人們都拿天上掌管馬的星宿伯樂來稱呼他。這真是不知所云了。當然，不能怪這位作者，他也是被人所誤，《中國人名大辭典》“孫陽”條就是這樣解釋的。我們說，孫陽是字伯樂，並不是拿天上管馬的星宿伯樂來尊稱他。陽、樂在古代漢語中，都有喜悅、歡欣義，是同義相協。清代的學者俞正燮、王引之都曾講過此事。編辭典的人沒注意這些研究成果，所以弄錯了。
那麼，孫陽怎麼同天體上的伯樂星拉上關係的呢？ 《晉書·天文誌上》說：“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禦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造父，就是神話傳說中為周穆王駕八駿馬，周遊天下的那位技藝高超的馭手，所以說是“禦官也”。但因人世間又認為此星是主馬政的(司馬)，所以才又有此星為伯樂一說。但是這“伯樂”是秦穆公時代善相馬的那位，還是春秋末為趙簡子駕車的郵無恤？郵無恤亦字伯樂。卹是憂慮，無恤即無憂慮，無憂無慮就是歡樂，所以字伯樂。從天體上星宿的分佈來看，造父之左，是以和郵無恤同時齊名的馭手命名的王良，其右是以夏代的車正(掌管車馬)命名的奚仲，造父之下有車府(盛車之處)，全是駕車的、管車的和車庫，而沒有管馬的，後人才生出“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把善相馬的孫陽給搬了上去。善相馬，必然識馬性，會養馬。總之，是人世間先有了造父、王良、奚仲和伯樂，天上才有以造父、伯樂等命名的星宿。天上諸多星名，全是人間事物的投影。
又有人說，當代大文學家巴金先生字芾〔fei費〕甘，這也是由於不知道名和字意義須相協的道理而出的錯。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是取義於《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這一語典的。 1929年發表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時，開始使用“巴金”這個筆名。然而芾甘是和他的原名相配的，和巴金則不相協。雖然李堯棠、芾甘和巴金三個符號同是指當代一位四川籍的文學巨匠，但卻不能違反名字必相協的道理，而將“芾甘”配“巴金”。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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