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前的家譜，由於政治作用較強，因而，修成之後大多要繳送一份由政府收藏，這從殷墟商代甲骨文中家譜資料的出土就可看出。秦漢兩代，皇室家譜均由專門機構宗正管理。民間修譜也應呈送政府有關機構。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最重譜牒的時代，無論是選官，還是婚姻，首先要查驗的就是譜牒，政府設置了專門機構“譜局”，編修和管理各種譜牒。民間自修，同樣要上呈官府，收藏在尚書省的戶曹，或專門的“籍庫”、“譜庫”中，作為日後選官的依據。南北朝以後的公私目錄中，一般也都設有專類，著錄各種家譜文獻。到了唐代，政府集中管理和編修譜牒，仍然是家譜收藏的一種主要方式。
政府集中收藏和保存譜牒，既便於管理和使用，也便於保存，使得譜牒的修撰趨於標準、統一。然而，政府藏書如遇到兵燹〔xian顯〕、戰爭，照樣難逃厄運，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和董卓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北魏的爾朱榮河陰之變，蕭樑的侯景之亂，隋末農民起義，唐代安史之亂和唐末農民起義，都曾將政府的藏書和檔案(包括政府所藏的各類譜牒)付之一炬。不同的是，唐代以前的歷次戰亂過後，由於譜牒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很快得到了恢復。而唐朝末年黃巢起義過後，晚唐苟延殘喘一段時間，五代十國，紛起並立，亂世之中，家世譜牒已沒有意義，選官、聯姻全靠實力作後盾，政府再進行管理和修撰譜牒既已沒有任何意義，其所藏的譜牒也就沒有必要恢復了。這也是唐代以前的譜牒現已失傳的原因之一。
唐朝還有一種情況，由僧侶掌管州縣鄉里的譜牒。敦煌遺書中保留了很多這方面的實物資料，很多殘牒上都注有“釋惠雲等牒”、“釋讋〔zhe哲〕惠雲紹宗等牒”字樣。江南某些地區，一直到近代仍存在這種現象，各家族在續修家譜時，必先到有關寺廟查考先人世系和族人生卒日期。周圍居民添丁進口，也要去有關寺廟報知生辰八字和姓名。若有死者，寺僧自動來發給牒文，略述死者生卒年月日時和簡單事蹟，然後再殯殮，牒文底稿則抄在寺廟中的“尊主簿”永久保存。若有外地人死於當地，則僅將死者姓名與死亡時間記錄於寺廟中的“錄鬼簿”中。美中不足的是，寺廟藏譜從不刊刻流傳，因而，一旦遇到不測，則蕩然無存，如長興縣吉祥寺曾藏有唐至清的有關家譜，十分完整，可在抗日戰爭時因火災燒得片紙不留。經過近百年的戰火與動亂，現在已很難有哪個寺廟能保存較完整的家譜資料了。
宋代以後，選官不再看家世，婚姻也很少講究門閥。因而，政府已無興趣，也無必要繼續收藏和編修各類家譜了。從此之後，政府除了設置專門機構編修皇帝家譜即玉牒之外，其餘所有各類家譜，均由民間自行編修，自己保存與收藏。修成的家譜一般保存在祠堂和私人手中。也有的家族分支修成支譜後，要交送一部給本家族的總部保存，山東曲阜孔府之中，就收藏有全國各地孔姓族人所修的家譜300多部。
明代以後，家譜被認為寄託有祖宗的靈魂，因而，嚴格禁止外傳，這不過是一種托詞，其真實的理由可能是擔心流傳出去後，會給別有用心的人造成“冒宗”的機會，或者是因為修撰時的牽強附會，自吹自擂，給外人提供談笑之資。總而言之，家譜絕對不准外傳，子孫世襲珍藏，奉為傳家之寶，至親好友也不能得見。因而，除非子孫不肖或者其他極為特殊的原因，很少會流落到外面。擅自借給外人、私自塗改、私自抄錄或私自出賣的，都會被視為大逆不道，要受很嚴厲的懲罰。為了保證這個措施得到貫徹執行，很多家族採取了編號發放的辦法，即家譜修成之後，抄寫或印成一定數目，編上號碼，登記後分發族人珍藏。並約定每隔一段時間須將各自保存的家譜帶到祠堂查驗，無誤者發回。如有違犯者，輕則追回家譜，重則還要開除出族，永遠不准入祠和入譜。在封建社會中這是很嚴重的懲罰，一個人如果被開除出族，那將生不能入祠入譜，死不能埋葬在祖塋，猶如孤鬼，會無所依托，這對一個人在精神上的打擊是極為沈重的。
由於這些原因，家譜的收集是極不容易的，明清時代藏書家很多，但基本沒有能以收藏家譜為其藏書特色的。這種情況直到民國年間方才有所改變，一些有識之士鑑於私人收藏不如公家收藏更能長久保存，以及為了促進修譜水平的提高，也將一些新修成的家譜刻印後分送有關圖書館和研究機構，國內一些圖書館開始注意收集各類家譜。國外一些機構非常注意收集各種中國資料，其中自然包括家譜，尤以日本、美國最為積極，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掠奪了一大批中國文獻，美國則利用在中國開辦的學校和文化團體四處收買。除了我國所藏之外，美國、日本所藏中國家譜都在數千種以上。
據不完全統計，流傳至今的古代家譜，最早的即是甲骨片“庫1506”等三片，商周有一些帶有原始家譜性質的青銅彝器，漢代也只留下些帶有家譜性質的石刻碑文，敦煌遺書中還保留一些唐代家譜的殘頁。據國家檔案局等機構編輯的《中國家譜綜合目錄》統計，國內所藏各種家譜大約有14000多種，其中以北京圖書館收藏為最多，共藏有各類家譜3000餘種，館藏中宋人纂修的有三種，元代纂修的二種，明修325種，清修1528種，其餘均為民國和當代所修。其他各大圖書館也多有收藏，不足的是，國內收藏歷代家譜雖然數量最多，但大多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利用。
台灣地區原來收藏的家譜數量較少，但近20年來，台灣掀起了新修家譜的熱潮，據1987年出版的《台灣地區族譜目錄》記載，共有10600多種，絕大部分為近年新作，質量參差不齊。現在，台灣收藏家譜最多的是《聯合報》文化基金會下轄的國學文獻館，該館成立於1981年，宗旨是致力於收集流傳海外的中國珍貴書籍，供學術界和社會各界閱讀、利用，家譜是主要收集對象之一。他們除向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復制縮微膠卷之外，還從日本、英國以及香港等地購置了很多家譜，現在有關中國家譜資料的收藏約有6000餘種。此外，台北的中國文化大學和摩門教族譜服務單位也收藏有部分家譜的縮微膠卷，對外供人查閱。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十分注意收集有關中國的文獻資料，家譜是其註意的目標之一。據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所著《宗族之研究》著錄，日本藏中國家譜以東洋文庫為最多，共800多種；其次為國會圖書館，400多種；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200多種；此外還有一些單位僅藏數部，總計1500多部。
美國收藏的中國家譜也達到了相當數量，據了解，哥倫比亞大學收藏的有近千種，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也分別藏有數十種或百餘種不等。此外，在美國收藏中國家譜最著名的機構是猶他家譜學會(GSU)，猶他家譜學會總部設在猶他州鹽湖城東北廟街，1894年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創立，是一個民間的非營利性組織，旨在為家譜學的研究收集、組織和保存有價值的歷史記錄。起初，他們僅收集手稿和書籍，自1936年後開始以縮微技術複製各國各民族的家譜，中國的家譜當然也在收集之列。 1974年起在台灣地區收集台灣的家譜資料達3000多種，猶他家譜學會圖書館共收藏有關中國資料達10000餘卷，另外縮微複製了保存在美國、台灣、日本、香港以及私人收藏的中國資料100000冊，其中有關中國的家譜就有5000餘種，範圍包括中國各省市，其中以江蘇、浙江、安徽、廣東數省居多。篇幅大小不一，少的不足20頁，最大的是1937年出版的孔德成主編的《孔子世家譜》四集154冊。全部拍成縮微膠卷，一套置於距協會所在地20公里處的花崗石山地下資料庫中永久保存，一套置於圖書館供公眾使用。使用該會圖書、設備均不收費。同時，猶他家譜學會還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0多個圖書館建立了資料交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