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家譜的歷史已經有3000多年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的祖先編制了難以數計的家譜，這些家譜，在他們的時代，在他們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曾發揮過一定的作用。從商周到漢代，家譜的主要作用是祭祀祖先、證明血統、辨別世系，同時，又是權力和財產繼承的依據。進入魏晉南北朝的門閥社會後，家譜在政治、社會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大大增強，家譜的主要作用是證明門第，做官以至婚姻嫁娶及社會交往都是以家譜為依據，家譜已由家族文獻轉而成為一種政治工具。隋唐兩代，取士多由科舉，家譜在選官方面的政治作用削弱，但在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增大。宋代以後，取士、婚嫁不看重門第，各社會階層的成員升降變遷也很頻繁，家譜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編修家譜成為家族內部的事情，家譜的作用也隨之發生變化。宋元明清幾代家譜的纂修主要是為記錄家族歷史，純潔家族血統，尊祖、敬宗、睦族、團結、約束家族成員、教育後代，提高本家族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聲望，家譜的教育功能增強，家譜中大量出現家族祖先的善舉恩榮和各種家訓、家箴，對於傳播封建倫理，穩定社會秩序發揮了一定作用。因而，家譜的纂修無論是唐代以前還是宋代以後，往往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勵。此外，明清兩代科舉取士，各地中舉名額都有一定數額，一些考生往往冒移籍貫，避多就少，以期容易考上，為此，經常引起訴訟，家譜此時又將發揮證明作用。清代旗人襲爵、出仕，需要出示家譜以為憑據，這也可以看作是家譜政治作用的一點殘餘吧。
當今時代，家譜作為一種歷史文獻，對於我們了解過去仍有著重要作用。它的價值大致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對於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當權威的資料價值。我們知道，查考古代人物，主要是通過正史中的傳記，古代的文集、筆記和方誌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這些資料中就很難找到，如有也是寥寥數語。即使是一些著名人物，有時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很難滿足人們對於人物研究的需求。家譜就不同了，家譜的特點是記錄家族人物，在世系錄中於每人之下均註明屬於何支、何房、名、字、號、行第、生卒年月日時、享年、妻室、子女、墓地，尤其對功名、官階等記載較詳，藝文中還收錄了有關行狀、傳記、墓誌等資料，重要人物還專門寫有傳記。這些資料，其中雖然會有溢美之詞，但大多數內容是可靠的。通過家譜，我們不僅可以知道我們所要了解人物本身的情況，還可以了解他的世系，即祖先情況和子女情況。近年來，學者們研究的目光逐步投射到家譜，利用家譜資料，糾正了過去歷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點。如有人利用《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證出作者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後遷居瀋陽，不是通常人們認為的河北豐潤。曹雪芹的先人原為明朝軍官，在戰爭中投降了滿人，開始隸屬於漢軍旗，後改歸滿洲正白旗，家譜資料的使用，使得紅學研究中幾大疑問之一的曹雪芹的祖籍和旗籍問題得以解決。又有人通過泉州《林李宗譜》考證出明代思想家李贄原姓林，名載贄，他父、祖都信奉伊斯蘭教，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統。最近於江蘇蘇州發現的《甲山北灣孫氏宗譜》，對於進一步弄清孫子身世、姓名及與孫臏的關係，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學術界過去通常認為，孫子名武，字長卿，田完八世孫，可譜載孫子名開，字子疆，田完六世孫。譜中還載孫臏為孫子曾孫，其世係為開(孫子)生明，明生(氵幵)，(氵幵)生臏，與史學界所說孫臏為孫子之孫又不相符，孫子與孫臏的活動時代相距140餘年，以往也有學者懷疑三代中似有缺代，但苦無證據，此宗譜的發現，使這些疑問迎刃而解。此外，近年來，如《洪氏宗譜》、《辛氏宗譜》、《紫陽朱氏建安譜》、《岳氏宗譜》、《楊家宗卷》、《宋氏宗譜》、《富田文氏族譜》、《趙氏家譜》、《潤州包氏家譜》等家譜的陸續發現，給我們了解和研究洪秀全、辛棄疾、朱熹、岳飛、楊家將、宋應星、文天祥、趙匡胤、包拯等歷史人物的早期生活以及他們後人的事蹟提供了許多寶貴資料。
第二，對於人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家譜中的世系，是家譜中最基本的部分，對於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詳細記載，比官方記錄要詳細而可靠得多。通過家譜使我們可以了解到本家族各個時期的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的增減速度和原因、人口的社會構成、職業、文化狀況、婚姻狀況、壽命等等。比如從清代玉牒中，我們可以統計出這麼一個數字，清朝的歷代皇帝一共生有103個皇子(不包括皇帝)，82個皇女，可他們的平均壽命，皇子為32歲、皇女為26歲，大量死於五歲之前。如康熙皇帝共有35個皇子、20個皇女，五歲前死亡的皇子有12人、皇女十人；活到18歲以上的皇子只有20人、皇女八人。其餘的皇子、皇女中，又大部分死於40歲左右的中年。皇家的衛生條件和生活條件要比民間優越得多，可還有這麼高的死亡率，尤其皇族女子死亡率比男子高，平均壽命比男子短，這種現像很值得研究。這類資料，除了家譜，是無法從其他方面獲得的。
第三，對於移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任何一部家譜都要記錄族源和遷徙情況，本家族由何處而來，遷居原因，經何處而定居此地等等，都須一一交待清楚。此外，家族定居後又有哪個支房遷出，遷移的原因、數量、遷居何處、移民生活、移民與當地土著的關係、遷居與本房的關係等，都有記載。比如，對浙江的畬族宗譜進行考察，可以了解到如今居住在浙江的畬族同胞都是明初以後方才遷移進去的，明初以前浙江無畬族。近年來，在海外華僑和港、澳、台同胞中，掀起了一股尋根的浪潮，他們的祖先，當年因為各種原因背井離鄉，在異國他鄉定居下來，娶妻生子，繁衍後代，可他們的根還在大陸，他們想了解祖先的情況，一有機會他們就返鄉認宗。 1988年，菲律賓總統科拉松·阿基諾在訪華期間，就曾專程去其曾祖父許玉宋的故鄉福建省龍海縣鴻漸村認祖。隨著海峽兩岸交往的增多，大批台灣同胞回大陸探親尋根。台灣的早期移民，大多是從陝西、廣東、福建去的，尤其以福建為最多。有人對福建省的家譜資料進行研究，了解到福建移居台灣的最早記載是兩宋之交的蘇姓。古代大陸移民台灣共經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天啟年間，泉州、漳州一帶貧民遷居台灣達3000多人，崇禎年間又有數万人，這是一次有組織的移民。第二次是鄭成功收復台灣後，跟隨鄭成功而去的。第三次是康熙年間清政府統一了台灣鄭氏政權，開放海禁，移民人數多達幾十萬。從有關家譜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移民的人數、成份、原因，他們的婚姻狀況、分佈特點及與大陸關係等。海峽兩岸要統一，利用家譜資料聯絡親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
第四，對於封建時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資料。宗族制度是封建宗法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封建統治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家譜中對於封建宗族制度的介紹和體現是非常全面的。家譜中記載了有關宗族的構成，祠堂的組織、結構、職能，祠產的類型、數量、形成、經營方式和收入用途。家譜中的族約、宗規、家訓、家箴，是用封建的倫理道德來約束族人的思想觀念。祠規、家禮規定了各種祭祀、婚喪禮儀。封建的神權、族權和夫權在家譜中都有很明顯的體現，這些資料，在其他類型文獻中是很難如此集中的。
此外，家譜資料還為地方史、家庭結構與功能、社會結構、婦女地位、優生學、民俗學、經濟史、科技史、宗教史、中外關係史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信資料，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實際上，家譜的價值，古人就已給予了很高的重視，南北朝時期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註、魏收著《魏書》，宋代歐陽修撰《新唐書》，就曾大量地使用了家譜資料。宋人鄭樵，清人章學誠，近人易熙吾等也都對家譜的價值作過介紹和評價。
然而，由於家譜是私人纂修，有些記述往往華而不實，言過其實，尤其在先人功名、宦跡、婚姻等方面，有些內容甚至妄相假託、有意捏造，這部分內容我們在使用中要注意鑑別，不可盲從。但是，家譜中的主要部分，如五世內的世系、宗規、家訓、祠堂、人口、藝文等方面的內容，一般還是可信的。此外，我們在使用家譜資料時還需注意家譜的幾修，所用資料是照錄原件還是新近加寫的，對於不同時代的資料要區別使用，這也有助於提高資料本身的價值。總而言之，家譜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實的內容，因此在我們使用家譜時，一定要注意區別對待，去偽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