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諱的出現，大約是在二三千年前的周代，秦朝時正式確定下來，避諱之舉盛行於唐代，最嚴格的卻還是清代康雍乾時期，讀書臨文，皆須避諱，如有違犯，定懲不貸。除君主名諱的本字及讀音相同或字形相近的字須避諱之外，外戚、異國主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名字，以及父祖等尊者的名字也須避諱。避諱的方法通常是改字、改音、缺筆、空字和寫“諱”字代替等。這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一直充斥在辛亥革命以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歷代流傳的文獻之中，作為古代文獻之一的家譜當然也不能例外。
家譜中的避諱，在漢代就已出現，從保留至今的東漢時所立的《孫叔敖碑》和《趙寬碑》就可看出。此二碑為他人所立，在行文中對所敘人物，大部分稱字而不稱名，這是漢代人避尊者諱常用的一種方式。漢代以後的1000多年裡，修譜中一般需要注意技術處理的僅僅是避諱問題。可到了清代，情況發生了變化，修譜時，不僅需要注意避諱，而且政府對譜書的內容、格式也有了些具體要求，一些內容被嚴格禁止，不能違背。皇權的觸角終於伸於這一純粹私人家族的角落中，這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譜禁”。
對私人纂修家譜進行干預，最初發生在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起因是江西境內大量出現合族建祠現象，幾個本來沒有關係或關係不大的同姓家族，在省城或府城合資建立一座祠堂，供奉所謂共同的祖先，藉以收斂錢財，導致祠產糾紛不斷增多。同時，受當時風氣影響，各家族在纂修家譜時大都遠攀古代君主作為自己的祖先，人人以華族帝冑自居，行文中經常出現一些僭越之詞。這種情況，引起江西巡撫輔德的注意，根據他的奏章，乾隆皇帝要求各地地方官員對所屬地區家譜內容進行審查，並明令禁止不准在省城、府城內合族建祠。原本清朝初年的順治、康熙、雍正三帝，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均是熱心鼓勵各家族纂修家譜的，目的是想通過以弘揚宗族倫理來和宗睦族、聯絡疏遠，達到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可萬萬沒想到，最後出現的某些負面後果竟到了不得不採用政治力量進行干預的地步。
清代譜禁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祖先名字如果犯了廟號、禦名、親王名直至孔子名諱的，一律改用同音字以避之。這就是說，很多人要為自己的祖先改名字，這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可也沒辦法，現實的腦袋和飯碗比死去的先人名字更重要的多。當然，避諱也不是針對一般人家的，即使是皇帝家譜玉牒，寫到皇帝名字時也要避諱，或用一塊黃綾蓋住名字，或只寫廟號、諡號。
其次，在追溯祖先時，不准妄自攀援，只能以五世祖為始祖，或以帶領全家或全族遷至當地的祖先為始祖。在清朝，只有皇家是最高貴的，其他百姓均是治下子民，如果攀援到幾十代上百代之外的祖先也是皇帝，以帝族自詡，豈不混淆視聽，引起混亂嗎。以五世祖或始遷當地之祖為本家族祖先的上限，則一切人家最多只能是豪門世家，祖先也是子民，現在仍為子民，心安理得，不存邪念。
第三，譜書結構上不准出現“世表”、“傳贊”之類名目，以符合庶民身份。世表、傳贊等是史書體例，世表在史書中只能用於皇親國戚、達官顯貴，傳贊也不是普通庶民之家所應該使用的。為此，世表一律改成世譜，傳贊取消。同時，譜中還不准刊載祖先畫像。此外，對於明代以來家譜中經常採用的、只供形容古代帝王諸侯的用詞，如始遷為開基，置業稱創業，造屋稱啟宇，復興稱中興等僭妄之詞，一律恢復原稱。
第四，行文中遇到清代的年號，要換行抬一格寫，有時考慮到不斷換行，太浪費紙張，也可採用在本行空一格再寫，以示尊崇。在行文中如有晚明的年號，一律刪掉，換算成清朝年號，或直接寫明唐王某年或桂王某年。
此外，文人惹禍全在筆端，因此，對於家譜中藝文類的文章要嚴加審查，只要有違礙文字，一律抽改，更有許多在此時新修的家譜，乾脆取消這方面的內容，不要藝文類，以保無虞。
在譜禁嚴格的時期，很多家族在家譜修成之後，不顧家譜不外傳的規矩，恭恭敬敬地送交地方官員審查，以保安全。
可是，宋代以後的家譜，都由私人所修和珍藏，很少會流傳出去。再說，子孫給祖先改名字，本身就不符合傳統的道德準則，家譜的序、傳、藝文，通常是修譜人家用以炫耀家世之所在，不容粉飾，據實而言，又何以能夠驕人。先人畫像，原也是家譜的特色之一，如果去掉實在也是使人感到遺憾的。因此，即使在譜禁最嚴厲的時期，除了一些較為謹慎，或有在朝做官的家族比較嚴格遵守之外，一般家族大多沒有嚴格遵守。尤其是嘉慶、道光之後，統治者對思想文化方面控制逐漸放鬆，再加上全國新修家譜數量激增，無論是哪方面，已沒有精力或不可能再一部一部地審查所有家譜了，清代的譜禁也就逐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