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體例，屢有變化，有人經過比較研究，提出按譜主的不同身份而採取不同體例，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如為學者編譜，那就需要搜求譜主著作中的要旨，進行分析研究，並廣泛地吸取與譜主有關學者的論述，加以“曲暢旁通”，提出個人獨立見解，以顯示譜主所處時代的思想學說的沿革。
二、如為達官顯宦編譜，那就應該比較詳盡地羅致譜主的重要宦跡，並輯入重要的奏疏和諭旨，以補充國史記載的不完備。
三、如後學為前賢編譜，應盡量將譜主專集中的論著納入譜中，若感還有不足，則可補充最親近人專集中可採取的內容，以作訂正其他記載中的舛誤處。
四、對於譜主評論友朋的言詞，可以不必迴避而記於譜中所涉及友朋的卒年之下。這樣既能考見譜主的見解，又能反映特定時代的思想傾向。
這四種情況並沒有更多的歧異與爭論。對年譜體例爭議最集中的問題是繁與簡的問題，有人主張年譜取材宜簡，不應“誇多鬥靡”(宗稷辰《黃炳跋》)，另有人則主張應“不避繁瑣，詳為節錄”(王永祥《焦裡堂先生年譜》凡例)，甚者認為“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清戴鈞衡《望溪先生年譜》序)。繁簡之爭的起因是因為繁者往往失之於蕪雜，而簡者又多有疏漏，所以各持一端，互攻其失，這實在是沒有必要的爭議，因為是繁是簡，完全應該根據譜主事蹟繁簡和年譜刊行形式而定。梁啟超曾提出“附見年譜須簡切”，“獨立的年譜須宏博”的說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則是以刊行形式為據而界定，不失為一種通達之見。
年譜的編制體例有通譜、專譜、合譜之別。它們有共同的體例內容，也有不同的側重。
這是對譜主一生各方面進行綜合性敘述的譜例。它包括如下內容：
譜主的字號、裡貫、生卒和得年；
譜主的科名、仕歷或經歷和功業；
譜主的創作成就和學術造詣；
譜主的交遊及有關人物的生卒和簡況；
譜主的家事以及所受恩寵與哀榮；
當代大事及附錄。
各譜按譜主的不同情況，對上述各項或者包括全部，或者缺略某些項。
專譜與通譜的綜合敘述不同，它是只就譜主某一方面的事業成就或某一時期的活動專門記述的年譜，譜主其他方面活動與中心事業或特定時期無關則概不闌入，或僅簡略提到而已。
專譜之體大約起於宋程俱所編《韓文公曆官記》，此譜以記韓愈官歷為主，略涉及其文學。宋趙子櫟有《杜工部詩譜》，以記杜甫詩作為主。清嘉道時校勘學家錢泰吉自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至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間任海寧訓導27年，因為職務比較清閒，每天以校書為主要生活內容，並在所校各書的後面寫下自己的校記。他的門人唐兆榴根據這些文字為譜主編寫了以校書活動為中心的專譜——《可讀書齋校書譜》。這一專譜既可以看到譜主一生精力之所在，又因譜中著錄了譜主校書時所引據的各種不同版本，對版本目錄學的研究也提供了參考資料。清末目錄學家耿文光一生販書、藏書、校書、讀書。他自編的《苕溪漁隱讀書譜》就是把“校書之法、讀書之記、藏書之目，合而為一者也”。有的專譜選擇譜主一生事業中的一個方面為敘述中心，如清康熙時著名畫家高鳳翰以詩畫馳名當時，但他另一愛好是治硯，一生蓄硯千餘方，咸豐時的錢侍辰專門以高氏製硯、刻硯活動為主編成《高南阜先生硯史年譜》這一專譜。乾嘉時浙江僧人達受，雖潛心於佛學，但他更愛好金石書畫，尤其精於鑑賞，與當時一些金石書畫家也多有來往，所以60歲後就自記60年來過眼的金石書畫及拓片題跋，按年記述，編成《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二卷，清代金石學家吳式芬為此譜寫序時說此書“既可作上人之年譜觀，亦可作上人之訪碑錄觀”，有助於金石書畫的考訂。
專譜還有以譜主某一時期活動為中心而編寫的體例，如羅爾綱等編的《(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年譜》，專記譜主起義前的行事。魯迅的不同時期都有專譜，如日人豬俁〔yu雨〕莊八編的《魯迅日本留學時代年譜》、陳潄渝編的《魯迅在北京時期活動年表》等。
有的專譜是採用表譜體裁直接命名年表的，如近人孫文青為西漢科學家張衡編的《張衡著述年表》、朱羲冑為譯作家林紓〔shu書〕編的《春覺齋著述年表》、方豪為宗教家馬相伯編的《馬相伯先生在教事蹟年表》等等。
這類專譜對專門學術領域和譜主某一時期活動的研討，較之一般通譜尤為有用，這是年譜中值得發展的一種體例。
合譜與合刊不同。合刊是一種流通形式，是把幾種內容性質接近的年譜合在一起刊行流傳，每人仍保持單譜的地位，分刊仍可單行；合譜則是一種編纂體例，是把有關人物寫成一個譜，無法單行。最早的合譜是把宋代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合寫成《三蘇先生年譜》，可惜此譜失傳。元李道謙合丘處機等七位道士而編成《七真年譜》，是現存最早的合譜。清人林春溥編的《孔門師弟年表》是以孔子為主，聯同孔門弟子21人，合為師生一編。乾嘉時金石家翁方綱自編《翁氏家事略記》即始於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簡記家世世系，成為翁氏家族的合譜。
近人編制合譜較前有所發展，並且有不同的合譜方式：
有父子合譜的，如劉盼遂為乾嘉時漢學家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合編《(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以父為主，以子為附，子於出生時起附入父譜，並以低一格註明附字再敘事。其他如錢穆為西漢目錄學家劉向、劉歆父子合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夏承燾為詞人李璟、李煜父子合編《南唐二主年譜》等。
有夫婦合譜的，如許維遹〔yu玉〕為乾嘉時經學家郝懿行、王照圓夫婦合編《郝蘭皋夫婦年譜》。此譜以郝懿行為主，間及王照圓事蹟，於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郝懿行七歲)條下始附入《繼配王安人瑞玉年譜》，但於郝的卒年，譜即告終，而王氏尚存世近20年。其不續編王譜的理由是，自郝氏去世後，王氏便回家鄉居住，“事蹟蕭沈，無從稽考”，所以合譜便結束在郝懿行卒年。其他如黃盛璋所編《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年譜》，記宋代金石家趙明誠與女詞人李清照夫婦事蹟。
有家族人物的合譜，如《廬江錢氏年譜》便是自元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廬江錢氏始祖起，至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止的全家合譜，始編於錢儀吉，而由錢駿祥續編，前後跨度達500餘年之久。
有將從事共同事業者合編於一譜的，如《范西屏施定盦(庵)二先生年譜》就是將雍乾時期兩位著名棋手編為一譜。此譜採用表體，表分四欄：首記年次，次記干支，再次記譜主行事，末記資料，均為弈棋之事，內容簡略而便於翻檢。方壯猷〔you油〕所編《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即為《續資治通鑑長編》撰者李燾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撰者李心傳二人的合譜。
近代學者梁啟超很提倡合譜，他認為：“從前有許多人同在一個環境，同做一種事業，與其替他們各做一部年譜，不如並成一部，可以省了許多筆墨和讀者的精神。”(《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這是有一定見地的。當然，合譜必須具備適合的條件，如親密關係和共同事業等等。不過，具備這種條件的終究是少數，所以合譜在年譜中為數遠不如通譜、專譜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