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人曾把年譜的編者分為自撰、家屬所撰、友生所撰和後人所撰四種。從現存的年譜看，這四種基本上概括了年譜的編者，所以就據此來加以說明：
自撰年譜，有人認為始於司馬遷的自敘，如清人黃恩彤在其《稀齡追憶錄》自序中曾說：“近世卿大夫往往自著年譜，蓋昉於太史公之自敘，其所由來遠矣。”這種說法是不准確的，因為《太史公自敘》只是一篇自傳，而非年譜。自撰年譜產生於宋代的說法比較可靠，見於目錄記載的有真德秀《真西山年譜》等五部，留傳至今的尚有文天祥《紀年錄》一卷。元代有方回的《先覺年譜》。明清兩代就更多了，特別是清代，自撰年譜幾佔全部年譜的四分之一。明代如魏大中有《廓園自訂年譜》一卷、鄭鄤〔man漫〕有《天山自敘年譜》一卷；清代如王崇簡、尤侗等人都有自訂年譜、沈德潛有《沈歸愚自訂年譜》、英和有《恩福堂年譜》、張謇有《嗇翁自訂年譜》等。
自撰年譜主要是為了誇耀成就，宣揚業績；有的則是自記生平以垂告子孫或希望載入家譜，藉以傳流；還有一些則是一生遭遇坎坷，志不得申，借自編年譜來發洩自己的不平之氣。
自編年譜按編寫方式，有三種不同情況：
甲、譜主手訂：如明清之際的吳莊于60歲時自撰《花甲自譜》，記其60年的經歷，詞語間憤憤於一生的未能發跡。嘉慶時任福建巡撫的徐宗幹，自撰《斯未信齋主人自訂年譜》，以自記仕歷並誇示他所受的榮寵。資本家榮德生的《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即自記其發家經過。
這些自編年譜有的止筆時正巧是卒年，但大多數未至卒年，如嘉道時歷任江蘇若干縣知縣的王錫九，卒於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59歲，而自譜僅記至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56歲。在他們卒後，子孫大多不加增補而照樣刊印。
乙、譜主口述，他人筆錄整理：這類年譜名為譜主自編，實則由譜主口授，由子孫或親屬筆錄整理成譜的。如《魏敏果公年譜》由譜主魏象樞口授，子學誠等編錄；《病榻夢痕錄》由譜主汪輝祖口述，二子繼壕、繼培筆記；《崇德老人自訂年譜》由譜主曾紀芬口授，女婿瞿宣穎筆錄，這是現存僅有的一種婦女自編年譜。
丙、譜主先自訂，後來由子孫、親屬、門人或其他人為之補注、校訂和續編：如明清之際的李世熊曾自編從明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出生起，至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軍入長汀，南明隆武政權覆滅，自己隱居山林止筆。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譜主年85歲而卒，他的兒子李權又自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補敘至卒年。又如吳省欽的《白華年譜》是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時所手訂，卒後嗣子敬樞於嘉慶十五年(公元1835年)又續補至嘉慶八年(公元1828年)譜主之卒而附刊於《白華後稿》卷首。王士禎的《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即由門生惠棟加以補注。乾嘉史學大師錢大昕曾自編年譜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65歲止，題《竹汀居士年譜》，曾孫錢慶曾為之校注和續編，校注於各條之後補入涉及人物的生平和記事的欠詳處，間或引述譜主著述以註記事，續編則自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至譜主卒年，補足著述與交遊的記事，題《竹汀居士年譜續編》，後其刊出時題《錢辛楣先生年譜》。
此類之中子為父撰譜的居大多數，如宋人周綸為其父週必大編《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倪祖常為其父倪思編《倪文節公年譜》，元人劉因為其父劉述編《先君記事》一卷，清人王開雲為其父王文雄編《王壯節公年譜》、王代功為其父王闓〔kai凱〕運編《湘綺府君年譜》等。其餘有弟為兄撰譜的，如宋人衛湜〔shi時〕為其兄衛涇編《文節公年譜》，清人王士禎為其兄士祿編《王考功年譜》、王廷偉為其兄廷(亻雋)〔jun郡〕編《芥岩先生年譜》等；有侄為伯父編譜的，如清人張繼文為伯父張穆編《先伯石洲公年譜》；有孫曾為其祖輩編譜的，如宋人張同然為其祖張載編《橫渠先生張獻公年譜》，黃(螢字去蟲換田)〔yun雲〕為其祖黃庭堅編《山谷先生年譜》。清人張穆為其祖張佩芬編《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輯》、鄧邦康為其曾祖鄧廷楨編《鄧尚書年譜》，查慎行的外曾孫敬璋為查編《查他山先生年譜》、錢陳群的六世孫錢志澄據陳群曾孫錢儀吉的殘稿為陳群編《文端公年譜》；有子為母編譜的，如尹嘉銓編的《尹太夫人年譜》、陸繼略編的《先太孺人年譜》；有夫為妻編譜的，如毛元勳為妻徐氏編《寒閨年譜》；有婿為岳父編譜的，如周宗謨為餘保純編《外舅余冰懷先生年譜》。
所謂友生指門人及朋友等而言，其中門人為老師編譜的較多。門人為師編譜始於宋，如朱熹門人李方子編《朱文公年譜》一卷。清代此風尤盛，如董秉純為全祖望編《全謝山年譜》、段玉裁為戴震編《戴東原先生年譜》。有的是由門人集體編譜的，如檀萃的《默齋先生壽圖譜》署滇南門人撰，近人梁士詒的《梁燕孫先生年譜》署鳳崗及門弟子撰；有弟子與家屬合編的，如為乾嘉時阮元所編《雷塘庵弟子記》八卷，其卷一卷二為門人張鑑撰，卷三至四由子阮常生撰，卷五至六由子阮福撰，卷七由子阮孔厚撰，卷八由小門生柳興厚撰；有譜主與弟子合編的，如為明清之際鄭敷教所編《鄭桐庵先生年譜》二卷，卷上由門人徐云祥、盧涇材編次，卷下則由門人沈明揚、欽蘭就譜主自記重輯；有為友人編譜的，如王永祺為胡寶瑔〔quan全〕編《泰舒胡先生年譜》、錢玄同為劉師培編《左盦〔an安〕年表》；有幕客為府主編譜的，如韓超的門客陳昌運為其編《南溪韓公年譜》，李續賓的門客傅琳為其編《李忠武公年譜》，又如沈祖憲、吳闓生為袁世凱編《容庵弟子記》，從書名看似乎是門人為師編譜，實則並無師徒關係，而是幕僚為譜主編譜。
這是年譜創始階段數量較多的一類，陶淵明、韓愈、柳宗元和杜甫等著名文學家均有宋人所撰年譜。這是由於後人為研究文人學者的生平和成就而補撰的。撰譜人也多為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學者。清代以來，隨著學術研究的發展，這類年譜數量繁多。清代各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多有後人按年編次他們的事蹟，編為年譜。如目錄學家繆荃孫為地理學家徐松編《徐星伯先生年譜》、算學家李儼為算學家梅文鼎編《梅文鼎年譜》、史學家黃雲眉為史學家邵晉涵編《邵二雲先生年譜》、文字學家劉盼遂為文字學家段玉裁編《段玉裁先生年譜》。甚至還有外國學者為中國學者文人補撰年譜的，如日人鈴木虎雄編有《沈約年譜》、《李卓吾年譜》和《吳梅村年譜》，神田喜一郎編有《顧千里年譜》和《江晉三先生年譜》，小澤文四郎編有《劉孟瞻先生年譜》等。又如朝鮮人元泳義所編《孔子實紀》四卷，也是孔子年譜的一種。
以上四類基本可包括年譜的編者。正由於有這樣一大批年譜編者，所以年譜比其他類著述顯得包容範圍廣、數量較多、內容豐富，對研究工作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