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節在經濟重心轉移中凱歌前進——隋、唐、宋、元農業

我國傳統農業發展的第三階段包括隋、唐、五代、宋、遼、金、元，這是我國傳統農業在更大範圍內獲得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形成和成熟時期。這一時期最突出的現像是南方農業的發展和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 前面談到，長江流域早在原始時代就有發達的稻作農業，足以和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相媲美。夏商周三代，由於種種原因，關於南方農業的記載很少。春秋時南方民族建立的吳、越、楚和巴、蜀等國，經濟都很發達，對農業生產有多方面的建樹。南方民族很早種稻，種稻要有起碼的排灌設施，因此，南方農田灌溉的出現比黃河流域要早。例如，我國最早的大型農田灌溉工程——期思陂〔bei 卑〕(在今河南固始縣西北)和芍陂(在今安徽省壽縣)，就是出現在春秋時代以苗蠻為主體的楚國。馳名中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基礎，是公元前6世紀蜀族杜宇王朝後期由鱉靈領導的開鑿玉壘山，分岷江水入沱江的工程。它們比黃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漳水十二渠早100餘年。長江下游的吳、越人民也很早就開始圍湖造田。從現有材料看，石犁和青銅犁都可能是長江下游於越族最先用於水田農業的。這些地區青銅冶煉業都相當發達，吳越地區青銅農具的使用比中原更普遍，冶鐵煉鋼技術也很可能是楚越地區首先發明的。春秋時楚晉爭霸，春秋末年吳、越相繼勃興，都是以農業巨大發展為基礎的。進入戰國，當黃河流域因鐵器推廣獲得大規模開發時，長江流域及其南境農業前進的步伐卻放慢了，南北的差距開始拉大。秦漢時代，除四川地區農業比較發達，已和關中經濟區連成一體外，長江流域及其南境的農業已明顯落後於北方。漢代南方人口僅佔全國總人口的1/10強。由於地廣人稀，直到魏晉南北朝，南方許多地方水稻生產仍採取“火耕水耨〔nou〕)”的形式。所謂火耕，就是用火把地上雜草殘茬燒掉，然後灌水種稻。所謂水耨，就是在稻苗生長期間把草除去，用水淹死，或徑直灌水淹草，水隨草高。火耕水耨以粗具農田排灌設施為前提，是水田農業的一種形式，它一般實行休閒制，不用牛耕，較省人力，比起當時黃河流域的精耕農業，自然顯得十分粗放。同時，楚越之地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賴於採集和漁獵。

上述情況之所以發生，要從自然環境和生產力發展的相互關係中尋找其原因。秦嶺淮河以南的長江流域及其南境基本上屬於亞熱帶和暖溫帶氣候類型，雨量充沛，河湖密布，水源充足，資源豐富，這些條件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十分有利。但雨量和黃河流域一樣受季風進退的影響，有些河流容易氾濫，旱澇不時發生。這裡的河湖兩旁往往有肥沃的沖積平原，是發展農耕的理想地區，但缺乏華北那樣廣袤的平原，山區丘陵多為酸性淋餘土，適耕性較差。山多林密，水面廣，窪地多，也給大規模開髮帶來巨大困難。而且氣候濕熱，在人類對自然改造能力還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時有瘴〔zhang丈〕疫流行，威脅著人類健康。漢代中原人認為“江南卑濕，丈夫早夭”(《漢書·地理志》)，視為畏途。這樣，人口自然增長緩慢。在相當長時期內缺乏進一步開發所必需的勞動力。當時，南方的天然食品庫還十分豐裕，人們可以依賴採獵而不愁衣食，這也延緩了人們為發展農業生產所作的努力。上述條件決定該地區很早就以種植水稻等喜濕作物為主，而農田排灌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條件，即屬於水田農業(澤農)的類型。這些條件，也決定該區水田農業雖然出現很早，但當較易開發地區開發殆儘後，農業必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呈現相對停滯狀態，必待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等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作進一步大規模的開發，並充分發揮其自然條件中的潛在優勢。

自東漢末年以來，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苦於長期戰亂的中原人大量遷移到他們原來視為畏途的南方，使這裡進一步開發所最需要的勞動力有了明顯增加，而這裡的局勢又相對安定，往往能在較長時期內“無風塵之警”，水利興修和農田墾闢在持續進行，位處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尤為突出。不過，這一時期江南的開發主要集中在會稽(今浙江紹興)、建康(今江蘇南京)、丹陽(今江蘇丹陽)、長興(今浙江湖州)等地，南朝時，這裡已是“良疇美柘，畦畎相望”，“一歲或稔，數郡忘飢”了。唐初，江南的稻米已北運洛陽等地。隋唐的統一，促進了江南人口的迅速增長，農田水利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無論數量、分佈地區、規模和技術水平均大大超過前代。當時的納稅田，大抵都能灌溉。大量荒地被墾闢。牛耕也獲得了普及。安史之亂後，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破壞，江南農業卻繼續發展，其所產糧食和提供的賦稅，已成為唐帝國財政命脈所繫。這時，全國經濟重心逐漸已由黃河流域轉到南方，到了宋代，這一局面獲得了鞏固。北宋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南方人口達5600餘萬，接近西漢平帝時全國人口總數，而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69%。經濟重心的南移是我國經濟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以南方農業的歷史性超越為基礎的。

南方農業的這種飛躍在技術上表現為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和成熟。這一體系，不是北方旱地精耕細作體系的移植，而是以南方民族原有水田技術的發展為基礎形成的，也是南北農業文化交流的結果。漢魏時代，南方農業在總體上雖然遜於北方農業，但在稻作技術方面並不比北方落後。漢代越人以善治水田著稱。當時的嶺南和四川部分地區已實行水稻，而它正是水田精耕細作的技術關鍵之一。唐宋時代，這種技術在水稻生產中普及，推動水田耕作的精細化。適合育秧移栽的整地要求的水田耙——耖〔chao〕(圖8)，不晚於晉代已在嶺南出現，宋代傳到了江南。江南在唐代創造了當時全國最先進的曲轅犁。元代又有中耕用的耘蕩的發明。於是形成了耕一耙一耖一耘一耥相結合的水田耕作體系。這一體係與烤田、排灌等技術密切相聯，促進土壤的熟化，不同於以抗旱保墒為中心的北方旱地耕作體系。這一時期，水旱輪作、稻麥兩熟的複種制度形成並獲得較大發展，積肥用肥技術十分講究，各種作物的地方品種大量湧現。以上這些技術成就，標誌著區別於北方旱作的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地曠人稀、火耕水耨的狀況徹底改變了。

這一時期的北方農業並非完全處於倒退或停滯狀態。唐初和北宋華北的農業和水利都有較大發展，某些方面仍保持了一定的優勢。即使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統治的金、元時期，農業在經歷巨大破壞後也有過恢復和發展。但這種發展往往被戰亂打斷，發展的勢頭和水平，都逐漸落後於南方。 長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土地利用方式與黃河流域有很大不同。這里水資源豐富，但山多林密，水面廣，窪地多，發展農業往往要與山爭地，與水爭田；窪地要排水，山地要引灌。尤其是唐宋以後，人口增加，對耕地的需要也隨著增加，各種形式的耕地遂發展起來。 耕地向低處發展的形式很多。趁枯水季節在湖灘地上搶種一季莊稼，這是較原始的利用方式，但仍不免水的威脅；進而築堤擋水，把湖水限制在一定範圍，安全較有保證，這種湖灘地就成了湖田。更進一步，築堤把一大片低窪沼澤地團團圍住，外以捍水，內以護田，堤上設閘排灌，可以做到旱澇保收。這種田，大的叫圍田(圖9)或圩田，小的叫櫃田，有的地方則叫垸〔yuan 院〕田或壩田。湖田和圩田是長江中下游人民與水爭田的主要形式。春秋時代的吳、越已開始在太湖流域圍田，秦漢六朝隋唐不斷發展。為了解決圍田與蓄洪排澇之間的矛盾，從中唐到五代的吳越國，浚疏了太湖入海港浦，形成七里一縱浦、十里一橫塘的河網化塘浦圩田體系，並設撩淺軍經常浚疏，使太湖流域免除了水患，發展了生產，成為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入宋以後，太湖流域圍田又有很大發展。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太湖流域周圍圩田多達1498所，“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詩人楊萬里吟詠說：“周遭圩岸繞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不知圩裡田多少，直到峰根不見塍(田埂)”(《誠齋集·圩田》)。不過這種與水爭田的方式要有一定的限度和合理的安排，否則也會造成水利和生態的破壞。宋代由於官僚豪紳濫圍濫墾，以鄰為壑，已出現水系紊亂、災害增多的嚴重後果。

與水爭田除了圍湖以外還可以圍海。在灘塗地築堤壩或立椿橛，以御潮泛，地邊開溝蓄雨潦，以資灌溉和排鹽，是為塗田(圖10)。一般先種耐鹽的水稗，待土地鹽分減少後再種莊稼。江岸或江中沉積的沙灘或沙洲，依靠周圍叢生的蘆葦減弱水流的衝擊，開溝引水排水，也可以墾為水旱無憂的良田，這叫沙田或渚田。江湖中生長的茭草(菰)，日久淤泥盤結根部，形成浮泛於水面的天然土地，人們植禾蔬於其上，是為葑〔feng 奉〕田。再進一步，架筏鋪泥，就成為人工水上耕地——架田了。我國的葑田，先秦時代始見端倪，唐宋已有架田的明確記載。 耕地向高處發展，出現各種形式的山田。南方以水田為主，但山田旱地很早就存在，並往往保留著刀耕火種的習慣。唐宋以來，隨著人口增加，上山燒荒的人越來越多。這種保留刀耕火種習慣的山田，稱為畬田。畬田對擴大耕地面積起了不少作用，但對森林資源的破壞比較嚴重。山田中對水土資源利用比較合理的是梯田(圖11)。梯田是在丘陵山區的坡地上逐級築壩平土，修成若干上下相接、形如階梯的半月形田塊，有水源的可自流灌溉種水稻；無水源的種旱作物也能禦旱保收。梯田起源頗早。唐代樊綽在所著《蠻書》中談到雲南少數民族建造的山田十分精好，可引泉水灌溉，這種山田就是梯田。宋代南方人口增加很快，需要擴充水稻種植面積，這種形式的山田獲得較大發展，四川、廣東、江西、浙江、福建都有它的踪跡，並取得了梯田這一名稱。時人詩曰：“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wei 維〕猶力耕。”(方勺《宅泊編》卷三)說的就是南方梯田對水土資源的高度利用。

在我國傳統農具發展史上，唐宋是繼戰國秦漢以後又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傳統農具發展到完全成熟的階段。這一時期農具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在鐵農具質料方面發生了重大改革。秦漢魏晉南北朝鐵農具主要用可鍛鑄鐵製造。南北朝時發明了技術，並用以製造刀鐮，但不普遍。唐宋時代這種技術已流行開來，小型嵌刃式鑄鐵農具遂為比較厚重的鋼刃熟鐵農具所代替，從而提高了堅韌和鋒利的程度。第二，農具種類更多、分工更細，而且配套成龍。我國北方旱作農具在魏晉南北朝時已基本配套，此時進一步完善。如窄而厚的鑱〔chan 蟬〕用來開生荒，闊而薄的鏵用來翻熟地。汙(污)澤地春耕有專用的“剗〔chan產〕”等。南方水田整地工具除耕、耙、耖外，秧田平土有平板，大田平土有田盪，又有用於育秧移栽的秧繩、秧彈、秧馬，用於中耕的耘盪，排灌用的翻車、戽斗等，也形成完整的系列。第三，經過改良或新創，許多農具更為完善、靈巧、高效、省力。如翻土用的曲轅犁，中耕用的耬鋤，收割用的麥釤〔shan 扇〕、推鐮，都比前代同類工具有更良好的性能。減輕勞動強度或起勞動保護作用的，有水田中耕用的耘盪、耘爪，拔秧用的秧馬等。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些利用水力風力或畜力的大型高效農具。以下摘其要者作一簡單介紹。

中國犁的犁體一般由犁底、犁梢、犁箭、犁轅等部件構成，形成框形，所以被稱為框形犁，是世界上六種傳統犁中的一種。這種框形犁，漢代已基本定型，有了犁壁，後來又有了可使犁箭活動調節耕深的裝置，但仍實行兩牛抬槓。唐代出現了江東犁。江東犁在犁轅前端設置了一個可以轉動的犁盤，犁轅通過在犁盤兩側係以繩索與牛軛(這時已由二牛抬槓的直軛改為曲軛)相連接；而犁轅也因之由直長轅改為較短的曲轅了。所以江東犁又叫曲轅犁(圖12)，這種犁可以用單牛挽拉。曲轅犁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傳統犁發展到成熟階段。宋代又出現了軟套和代替犁盤的鐵掛鉤；曲轅犁向全國普及。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傳統犁相比較，中國犁的特點，一是富於擺動性，操作時可以靈活轉動和調節耕深耕幅；二是裝有曲面犁壁，具有良好的翻垡〔fa 伐〕碎土功能。這些特點滿足了精耕細作的要求，適於個體農戶使用。西歐中世紀使用帶輪的重犁，沒有犁壁，役畜和犁轅間用肩軛連接，比較笨重。 18世紀出現的西歐近代犁，由於採用了中國框形犁的擺動性和曲面壁，並與原有的犁刀相結合，才形成既能深耕又便於翻碎土壤的新的犁耕體系；它成為西歐近代農業技術革命的起點。

上古時代，人們在灌溉時，要用瓦罐從井裡把水一罐罐打上來，或從河裡把水一罐罐抱回來。上說的“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就是這種情形的反映。春秋戰國時，農田灌溉發展起來，各種新的灌溉工具也應運而生。春秋時已有利用槓桿原理提水的桔槔〔gao 高〕；漢代水井用轆轤提水相當普遍，轆轤的使用一直延至近世。這兩種提水工具比起抱甕出灌已大為進步，但畢竟不能滿足較大規模的農田排灌的需要，真正滿足這種需要而對我國農業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是翻車，即龍骨車。它創制於東漢末，最初用於灑路，發明者是畢嵐。三國時馬鈞加以改進，始用於園圃灌溉。這時它還是手搖的，以後發展為腳踏的(圖13)，具體何時難以確指。不晚於唐代出現了牛轉翻車。宋元之際發明了水轉翻車。元明之際又有風力水車的創制。翻車是利用齒輪和鏈唧筒原理汲水的排灌工具，結構巧妙，抽水能力相當高。南宋范成大詩云：“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壟翻江逆上溝，地勢不齊人力盡，丁男常在踏車頭。”(《石湖居士詩集》卷二十七)是電力抽水機推廣以前我國農村使用最廣泛的排灌工具。

唐代還發明了筒車。它是用竹木製成大型立輪，由一橫軸架起，輪的四周斜裝若干小木桶或竹筒。筒車安置在水邊，立輪下部沒入水中，輪隨水流轉動，輪周小筒不斷把水戽〔hu 戶〕起，通過木槽灌入田間。這也是一種高效提水工具，詩人用“竹龍行雨”來形容它。筒車在宋元又有發展，出現了畜力筒車和高轉筒車(圖14)，後者可以引水至七八丈高。此外，唐代還有利用架空索道的轆轤汲水機械——機汲。 麥釤與碾碨〔wei 畏〕(石磨)這兩種工具均與麥作的推廣有關。麥釤是用以收麥的裝長柄的大鐮刀，它配合一個帶有兩條活動長柄的簸箕(“麥綽”)，向前伸出，利用系在腰上的一個靈活的操縱器，移動釤和綽，將遠處的麥“釤”下，翻入麥綽，再收回麥綽，遞到後面帶輪的“麥籠”裡(圖15)。這種配套的收麥器，比普通收穫工具，效率提高幾倍。麥釤在唐代已較普遍，它與麥綽、麥籠的配套完善大體在宋元之際。麥作的發展又推動了加工工具的改進。魏晉南北朝已發明的水力碾磨，唐代已相當流行，官僚地主和寺觀往往建造大型碾碨，作贏利性經營，主要用以磨面。宋元之際，又出現可以同機完成礱、碾、磨三項工作的“水輪三事”(圖16)。這種工具是以河水沖激水輪轉動，並通過輪軸帶動各種磨俱工作，在當時世界上均處於領先地位。在西域則有風車帶動的磨麥器。

我國作物構成在唐宋時代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其中對國計民生影響最大的是稻麥上升為最主要糧食作物，代替了粟的傳統地位。水稻一直是南方人的主食，並不斷被北方人引種。唐宋時代，華北各地和東北部分地區都有水稻踪跡，但由於水資源限制，北方種稻畢竟不多。水稻地位的提高主要由於南方經濟的發展。唐代已出現南糧北運的現象。宋代南方稻田大量增加，水稻單位面積產量也進一步提高，尤以長江下游為最重要稻產區，出現了“蘇(蘇州)湖(湖州)熟，天下足”的民諺。水稻被人稱為“安民鎮國之至寶”，它在糧食生產中的主要地位完全確立了。中原的傳統作物是春種秋收的，冬麥的收穫正值青黃不接時期，有“續絕繼乏”之功；它又可以和其他春種或夏種作物靈活配合增加複種指數，在我國輪作復種制中，冬麥往往處於樞紐地位。由於上述原因小麥種植歷來為民間重視，政府提倡。唐宋時代麥作發展很快。唐初租庸調中的“租”規定要納粟，粟在糧作中仍處於最高地位，麥豆被視為雜稼；但中唐實行兩稅法，分夏秋兩次徵稅，夏稅主要收麥，反映麥作已很普遍。北宋時，小麥已成為北方人的常食，以至南宋初期金兵佔領北方之後，大批北方人流寓南方時竟引起了麥價的陡漲，從而促進了南方麥作的進一步發展。當時不但“有山皆種麥”，而且部分水田也實行稻麥輪作一年兩熟。小麥終於在全國范圍內成為僅次於水稻的第二位作物。宋元時代，最初種植於西南民族地區的也開始在黃河流域大量種植，使粟黍繼續受到排擠。 纖維作物方面變化也很大。首先是苧麻地位的上升；繼之是棉花傳入長江流域。苧麻原產於南方，歷史上主要產區也在南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已出土了精美的苧麻布，而種苧麻的最早記載則見於三國時吳國人陸璣〔ji機〕的著作。苧麻纖維質量很好，可織出清涼離汗的夏布。中南西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歷史上以生產優質苧麻布(如巴蜀的“黃潤”，廣西壯族的“綀〔shu 書〕子”等)著稱。唐宋時代，隨著南方的繁榮，苧麻繁殖栽培技術顯著改進，生產有頗大發展，其地位超過了大麻。 棉花原產於非洲、印度和美洲。早在漢魏以前，我國西北、西南和南方的少數民族已開始種棉。新疆種的是一年生非洲草棉，稱“白疊”，南方種的是多年生印度木棉。先秦時代我國東南沿海島嶼的少數民族(“島夷”)向中原王朝貢獻“織貝”；織貝即吉貝，系梵語棉花和棉布的音譯。唐宋時閩廣植棉已頗有規模，但種的仍是多年生木棉。宋元之際，一年生木棉從華南傳到了長江流域，適應了當時南方由於人口膨脹對衣著原料增長了的需要，一下子就推廣開來了。元代松江烏泥涇(今上海縣華涇鎮)人黃道婆從海南島回來，推廣黎族人民棉紡工具和技術，並加以改進，促使長江三角洲成為全國棉業的中心。棉花和棉布的生產程序沒有蠶桑絲麻繁雜，而兼有兩者的優點，不但可以織成“輕暖麗密”的棉布，而且可以直接製作衣被，是貧富皆宜的大眾化衣被原料。經過元明等代的推廣，它終於取代了絲麻的地位成為我國最重要的衣被原料。 油料作物更加多樣化。古老的葉用蔬菜蕓苔轉向油用，被稱為油菜。宋元時南方多熟種植有很大發展，油菜耐寒，又可肥地，是稻田中理想的冬作物，加之又比芝麻易種多收，故很快在南方發展起來，成為繼芝麻後的又一重要油料作物。此外，宋代大豆已開始用於榨油。 種蔗和植茶在本時期發展為農業生產的重要部門。近人研究證明，我國也是甘蔗原產地之一。最早種甘蔗的是嶺南百越族係人民。在甘蔗糖傳入以前，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只有蜂蜜和飴糖(麥芽糖)。漢代已出現砂糖，但在相當長時期內，產量不多，質量大概也不夠高。唐太宗時曾派人到印度學習製糖技術，回國後加以改進，質量超過印度。唐代四川始製白糖。北宋時又出現冰糖。製糖技術的進步促進了種蔗業的發展。唐宋時長江以南各省均有甘蔗種植，福建、四川、廣東、浙江種蔗更多，尤以江西遂寧為最，成為全國最著名產糖區，並出現了不少製糖專業戶——糖霜戶。元代福州產糖之盛曾引起馬可·波羅的驚嘆。 我國是茶的故鄉。相傳神農氏時代已發現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樹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園圃中種茶和向中原王朝貢茶了。漢代四川有茶葉市場，巴蜀在相當時期內是我國茶葉生產中心。魏晉南北朝茶葉生產推廣到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唐代飲茶習俗風靡全國。至宋代，茶已成為和米鹽一樣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費品。不但中原人愛喝茶，西北和西藏游牧民族也特別喜歡喝茶。從唐代開始，茶葉成為中央政府向北方和西藏少數民族換取軍馬的主要物資，這種交換被稱為茶馬貿易。這種情形推動了唐宋以來茶葉生產的大發展，植茶地區更加擴大，出現了許多專業化的茶場。中唐以後，茶稅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從唐宋時起，實行由政府控製茶葉生產和流通的“榷〔que 確〕(專賣)茶”制度。 隨著市鎮的興起和社會需求的增加，本時期園藝業也有很大發展。宋元時代，原來被稱為“百菜之主”的葵菜逐漸衰落。而原來只能在江南種植的菘，經過栽培技術和品種的改良逐步移植到北方，成為“南北皆有”的蔬菜。另一種古老蔬菜蘿蔔(古稱蘆菔)的栽培也在擴展，它和白菜一起逐漸替代了葵在蔬菜中的地位。我國對食用菌的利用很早，但食用菌的栽培始見於唐代農書，到宋代已很普遍，並出現了關於食用菌的專著《菌譜》。這一時期引進的蔬菜，唐代有菠菜、萵苣(萵筍)和莙荙〔junda君達〕(葉用甜菜)，宋元有絲瓜、胡蘿蔔、芥藍、慈姑等。這一時期另一重要特點是作為園藝業分支的花卉栽培十分興盛。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熱帶、亞熱帶的果樹得到迅速發展，它們栽培北限在向前推移。又有海棗、扁桃、阿月渾子、樹菠蘿、油橄欖等果樹的引進。 我國畜牧生產上的一次重要轉折也發生在本時期。唐朝初年，我國官營牧業臻於極盛，唐太宗國家養馬即達76萬匹。私人牧業也很發達。安史之亂後，傳統的隴右牧場陷於吐蕃〔bo播〕之手，中原王朝的官營大畜牧業，民間的大牲畜飼養都逐漸趨於衰落，小農經營的畜牧業進一步成為農區畜牧業的主要形式。中原王朝所需馬匹，相當一部分通過茶馬貿易和絹馬貿易的方式從西北或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取得。不過這一時期民間豬羊等家禽的飼養業，仍在繼續發展。 隋唐統一後，在長期戰亂中受到破壞的黃河中下游蠶桑業有所恢復和發展，當時政府徵收的絲織品大部分仍來自這一地區。安史之亂後，蠶桑業重心也逐步轉移到江南。北宋時全國25路之一的兩浙路向政府繳納的絹綢佔了全國總數的1/4，尤以嘉興、湖州一帶的蠶業最盛。不過這時北方蠶桑業的原有優勢並未完全消失。 我國養魚業在唐代也發生了一次轉折。我國人工養魚原以鯉魚為主，李唐王朝在一段時期內因忌諱鯉李同音，規定老百姓不得捕食鯉魚，違者重罰。老百姓不得不改養其他魚類。青、草、鰱、鳙〔yong擁〕等魚的養殖由此發展起來，形成四大家魚。宋元時代養魚業有較大發展。從淡水養魚發展到海域養魚，人們又把野生的金鯽魚培育成觀賞用的金魚。貝類的人工養殖也始見於宋代文獻。 農牧分區的格局繼續維持，但形勢發生了某些變化。如果說唐以前游牧民族對中原的威脅主要來自西北，那麼，唐以後這種威脅已轉移到東北了。起源於東北的半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等相繼進入和統治中原，中原農耕文化再度經受嚴峻的歷史考驗。但這一次中原農業雖然受到破壞，卻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持續的農田改牧場的情形。如元朝統治者很快就認識到不能把蒙古人的游牧方式照搬到中原，他們建立勸農機構，制訂勸農條例，組織編寫農書，以恢復和發展中原傳統農耕文化為己任。與此同時，中原農耕文化也加速向北方草原伸展。如遼金時代相當多的農業人口進入東北，使東北一些地區獲得初步開發；元代也有相當數量的農業人口進入蒙古草原，使當地種植業的比重增加，單純游牧的面貌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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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