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節鐵器牛耕譜新章——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農業

我國傳統農業發展的第二階段包括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這是黃河流域農業生產全面大發展時期，也是北方旱農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形成和成熟時期。西漢平帝時，登記在冊的全國人口5900多萬，百分之八九十集中在黃河流域，黃河流域已基本上獲得開發，是當時全國最先進的地區。我們的介紹仍以黃河流域情況為中心。 黃河流域農業生產力的躍進是從鐵器的使用開始的。中國什麼時候正式進入鐵器時代尚難確言，大約是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這一段時間。從世界史看，這並不算早，但我國冶鐵技術發展很快。西歐從公元前10世紀出現塊煉鐵到公元14世紀使用鑄鐵，經歷了2000多年時間，而從目前材料看，我國塊煉鐵和鑄鐵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到春秋戰國之際，我國已掌握生產可鍛鑄鐵(又稱韌性鑄鐵)和塊煉滲碳鋼的技術，比歐美同類發明領先2000年。鑄鐵，尤其是增強了強度和韌性的可鍛鑄鐵的出現，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它使生鐵廣泛用作生產工具成為可能，大大增強了鐵器的使用壽命。我國用鐵鑄農器大體始於春秋中期或稍前，到了戰國中期，鐵農具已在黃河中下游普及開來。人們把使用鐵農具耕作看得如同用瓦鍋做飯一樣的普通。從青銅器出現以來金屬耕具代替木石耕具的過程終於完成了(圖3)。鐵器的使用，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農業勞動者的個體獨立性大大加強，兩人協作的耦耕不再必要，井田制由此逐步崩壞，封建地主制由此逐步形成，而這一制度由戰國延續至近世。

牛耕的出現可能比鐵器早，但它的普及卻比鐵器晚。根據甲骨文中“犁”(的大型鐵鏵犁，這種犁要用兩頭牛牽引，三個人駕馭，被稱為(圖4)。從此，鐵犁牛耕才在黃河流域普及開來，並逐步推向全國。 從兩漢到南北朝，除耕犁繼續獲得改進外，還出現與之配套的耱(〔mo 末〕，或稱耢〔lao澇〕)和耙(圖5)。耱最初只是一塊長板條，繼之在木架上纏以軟木條而成，畜力牽引，用以碎土和平整，代替以前人工操作的木榔頭——耰〔you 憂〕。對付較大的坷垃則要用畜力耙。北方旱地使用的畜力耙是由兩條帶鐵齒的木板相交組成的人字耙，又稱鐵齒(钅屚)〔lou 漏〕(钅奏)。西漢還出現專用播種機具耬犁(耬車)(圖6)，相傳發明者是趙過。它的上方有一盛種用的方形木鬥，下與三條中空而裝有鐵耬腳的木腿相連通。操作時耬腳破土開溝，種子隨即通過木腿播進溝裡，一人一牛，“日種一頃”，功效提高十幾倍。這已是近代條播機的雛形，而西歐條播機的出現在1700年以後。漢代農具的另一重大發明是“颺〔yang揚〕扇”，即風車。搖動風車中的葉形風扇，形成定向氣流，利用它可以把比重不同的籽粒(重則沉)和秕殼(輕則颺)分開，是一種巧妙的創造，比歐洲領先1400多年。穀物加工工具也有長足進步。東漢桓譚對此曾作過這樣的總結：“宓戲(即庖犧氏)制杵臼，萬民以濟，及後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復設機關，用驢贏(騾)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百倍。”(《新語》)杵臼是最原始的穀物加工方法之一，可能起源於採獵時代，而延續至農業時代。當時人們在地上挖淺坑，鋪以獸皮，置採集的穀物於其中，用木棍舂搗，即所謂“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我國一些少數民族近世仍有類似穀物加工法。後來用石臼代替地臼，然後又利用槓桿原理改手舂為腳踏，即桓譚所說的踐碓(腳碓)(圖7)。到了東漢已出現畜力碓和水碓了。晉代杜預對水碓作了改進，稱為連機碓。王禎《農書》形容這種水碓是：“水輪翻轉無朝暮，舂杵低昂間後先。”穀物加工工具的另一重大創造是石轉磨。到魏晉南北朝則出現了畜力連磨和水力碾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新式提水灌溉農具翻車，為了敘述方便，將在下一節予以介紹。

總之，從戰國到南北朝，尤其是兩漢是我國農具發展的黃金時代，傳統農具的許多重大發明創造，都出現於這一時期。 戰國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力大發展的另一個標誌是大規模農田灌溉水利工程的興建。春秋戰國以前，農田灌溉在黃河流域雖已零星出現，但農田水利的重點始終在防洪排澇的溝洫工程上。進入戰國，由於農田內澇積水的狀況在長期耕作過程中有了較大改變，耕地也因鐵器牛耕的推廣擴展到更大的範圍，乾旱再度成為農業生產中的主要矛盾。這就產生了發展農田灌溉的迫切需要。同時，鐵器的使用和工具的改進又為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鐵臿成為最常用的興修水利的工具，漢代還出現用於水利工程中挖溝的特大鐵犁——浚犁。黃河流域大型農田灌溉佢係工程是從戰國時開始出現的。最著名的是魏國西門豹和史起在河內(今河南北部及河北西南隅)相繼興建和改進的漳水十二渠，韓國水工鄭國在秦國關中平原北部建造的鄭國渠。它們都使數以萬頃計的“斥鹵”(鹽鹼地)變成畝產一鍾(六石四斗)的良田，後者還直接奠定了秦滅六國的基礎。秦漢統一後，尤其是漢武帝時代，掀起了農田水利建設的新高潮，京城所在的關中地區尤為重點，使關中成為當時全國的首富之區。漢代還在河套地區、河西走廊和新疆等屯田地區發展大規模水利事業。曹魏時，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水利開發有較大的進展。總之，我國華北地區農田水利的基礎，漢魏時代已經奠定了，它對黃河流域農業發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隨著農田灌溉的發生髮展，出現了新的農田形式——畦〔qi齊〕。畦是周圍有高出田面的〔cheng 承〕的田區。這種農田形式在種植蔬菜而經常需要灌溉的園圃中最先被採用，後來推廣於大田。隨著牛耕的普及，平翻低畦農田終於取代了畎畝結構的農田，成為黃河流域主要的農田形式。這種農田形式是便於灌溉的。不過，由於華北水資源的限制，能灌溉的農田只是一小部分，旱作仍然是華北農業的主體。當地防旱保墒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靠土壤耕作措施來解決的。

在這裡我們要順便指出，國外一些別有用心的學者，歪曲馬克思關於“古代東方”的學說，把中國說成是由國家組織統一的水利灌溉工程的所謂“治水社會”，而“治水社會”是導致東方專制主義的根源。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的確，水利對中國農業和社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中國的文明時代，可以說是從大禹治水開始的，歷代政府都把興修水利作為自己重要的經濟職能。不過，中國古代農業既不同於歐洲中世紀完全依賴天然降雨，也不同於馬克思說的“古代東方”(主要指從北非到印度的廣大地區)完全依賴人工灌溉。中國歷史上並不存在政府領導修建的遍及全國的灌溉佢係。我國各地區各民族人民是在很不相同的條件下解決農業生產中水的問題的。直到本世紀的80年代中期，旱地仍佔全國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限於本書的篇幅和叢書的分工，在這裡不可能對中國古代水利作詳細的介紹。

戰國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力大發展的再一個標誌是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如果說，這一技術體系戰國以前開始萌芽，那麼，從戰國到南北朝，它已成型並得到系統的總結。這主要表現在北方旱地的耕作栽培上。從戰國起，連年種植的連種制代替休閒製成為主要種植方式，到魏晉南北朝形成豐富多彩的輪作倒茬方式。農業技術仍以防旱保墒為中心，形成耕一耙一耢一壓一鋤相結合的耕作體系，出現“代田法”和“區〔ou歐〕田法”等特殊抗旱豐產栽培法。施肥改土開始受到重視。我國特有的傳統品種選育技術亦已形成，並培育出不少適應不同栽培條件的品種。以上就是這一時期農業生產技術的一些主要成就，這些成就體現在系統總結黃河流域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經驗由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一書中，這本書成為在長時期內指導北方農業生產的經典。

戰國秦漢農業的發展是全方位的。不但糧食作物，而且經濟作物、園圃業、林業、畜牧業、蠶桑業、漁業都獲得長足的進步。究其原因，除了生產力提高，更多土地被墾闢出來以外，國家的統一，各民族各地區農業文化的交流，也使黃河流域農業文化的內容更加豐富。 戰國至南北朝，我國糧食作物種類與前代基本相同，但在糧食構成上卻發生了某些變化。粟仍然是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水稻繼續在北方某些地區推廣，大豆和小麥地位上升，黍地位下降，大麻逐漸退出糧食行列。 據近人研究，原產我國的大豆很可能是“異地同源”的，即在我國若干地區同時或先後被馴化出來的。東北地區很早就種植大豆。殷周時，山戎(殷周時活動於河北省東北部及其以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的貢品中就有“戎菽”(大概是大豆的一個優良品系)。春秋時齊桓公伐山戎，把戎菽傳播到中原廣大地區。當時中原地區正由休閒制向連種制轉變，需要尋找在新條件下恢復和培肥地力的方法，戎菽的傳播滿足了這種需要。從春秋末到秦漢之際，大豆和粟並列成為最主要的糧食作物。漢代以後，大豆向加工為副食品的方向發展，豆豉、豆腐、豆芽、豆醬在漢代相繼出現，這些食品一直為人們所喜愛，尤其是豆腐是當今風靡世界的食品，成為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一大貢獻。

春秋以來，小麥種植面積一直在增長，漢代在關中推廣冬麥，成績斐然。南朝在江淮一帶也推廣種麥。這一時期麥作的發展與石轉磨的推廣有一定關係。我國農區傳統飲食習慣是“粒食”，麥子最初也是煮成飯吃的，但麥飯適口性差；有了石轉磨，小麥可以磨成粉，做成各種精細可口的食品。漢代麵粉做成的食物統稱為“餅”，如饅頭叫蒸餅，麵條叫湯餅，芝麻燒餅叫胡餅等，其中不少是直接取法於西部少數民族的。 我國農業發展中，獨立的大田經濟作物是戰國秦漢以後陸續出現的。古代黃河流域最主要纖維作物大麻，甚至首先是一種糧食作物。漢代以後，大麻籽一般不作糧食。當時出現的上千畝的大面積麻田，是專門提供纖維的。曹魏時實行戶調製，麻布是主要徵調內容之一，反映了大麻種植的普遍化。我國春秋以前已有染料(如藍)生產，但只是種植在園囿之中，漢代一些城市郊區已有大面積生產，染料品種也增加了。我國對動物油脂利用較早，對植物油脂利用較晚。種籽含油量較高的大麻、蕪菁、蕓苔雖然種植較早，後來又馴化了荏〔ren 忍〕(白蘇)，但都是直接食用，不用來榨油。張騫通西域以後，芝麻和紅藍花先後傳進中原，榨油技術可能同時引入。西漢農書中已有種植芝麻的記載。魏晉以降，中原榨取和利用植物油已相當普遍，除芝麻和紅藍花外，大麻籽、蕪菁籽也間或榨油，這樣，我國才有了真正的油料作物。芝麻原產非洲，引入中原前已在新疆安家，因其出自“胡”(中國古代泛稱北方少數民族為胡)地，故稱“胡麻”。唐宋以後按其用途稱為脂麻，後訛為芝麻。它有很高的食用價值和藥用價值，在相當長時期內是我國首要油料作物。中原人的食用糖料，先秦時代已有蜂蜜和飴糖(麥芽糖)，後來從南方傳入甘蔗糖。我國甘蔗，原來人們認為是從印度傳入的。據近人研究，我國也是甘蔗的原產地之一。最早種甘蔗的是嶺南百越族係人民，戰國時已傳到今湖北境內，《楚辭》中提到的“柘〔zhe蔗〕漿”，就是甘蔗汁。蔗汁凝縮、爆曬後成塊狀，稱“石蜜”，南越曾用作對中原王朝的貢品。我國是茶的故鄉。相傳神農氏時代已發現茶的解毒作用。最早利用和栽培茶樹的是西南的巴族，西周初年已在園圃中種茶和向中原王朝貢茶了。漢代四川有茶葉市場，巴蜀在相當長時期內是我國茶葉生產中心。魏晉以後，茶葉生產推廣到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

這一時期的園圃業有很大發展，在城市郊區出現較大規模的商品性生產基地，“園”(植果)和“圃”(種菜)也有較明確分工。園藝技術有許多創造，最突出的是無性繁殖(分根、扦插、嫁接等)和溫室栽培。蔬菜果樹種類有明顯增加。公元6世紀的《齊民要術》記載的蔬菜就有35種之多，增加的蔬菜種類中，有些是引進的，如從西域引進的胡瓜(黃瓜)、胡荽(芫荽，俗稱香菜)、胡蒜(大蒜)、(豆夅(豆雙))〔xiangshuang 詳雙〕(豇豆)、豍〔bi畢〕豆、豌豆和苜蓿等。有些是新培育的，如漢魏時長江下游人民從當地栽培的蔓菁中培育出新變種——“菘”〔song 松〕，即白菜，又如隨著人工蓄水的陂〔bei杯〕塘的發展和綜合利用，水生蔬菜更多為人們所栽培。有些是從糧食作物轉變來的，如菰(又作苽)〔gu 孤〕，曾是古代“六谷”之一，它被黑粉菌所寄生，則不能結實，但莖的基部畸形發展，可形成滋味鮮美、營養豐富的菌癭〔ying 影〕，這就是茭白。茭白在晉代已成為江東名菜。栽培茭白是我國的獨特創造。原來作為糧食的芋頭，這時也進入園圃作物之列。在新增果樹中，最重要的有從西域引進的原產地中海的葡萄和原產新疆的柰〔nai奈〕(即綿蘋果)，從西羌地區引進的核桃等。南方生產的柑橘，先秦時代已是南方民族對中原王朝的貢品，秦漢時，荔枝、龍眼也運到北方，受到人們喜愛。

林業作為一種生產活動早就存在，但在先秦時代，它或者依附於虞衡業，或者依附於園圃業，未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戰國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人們在發展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園圃作物的同時，還在不宜五穀生長的丘陵坂險種植竹木，以獲取材木、果實、柴薪等生產和生活資料。秦漢時還出現了經營大規模用材林和經濟林的人，表明林業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秦漢時代北部邊境還建造了一條人工榆樹林帶，當時稱為榆林塞，是可與長城媲美的一條綠色長城。 戰國至南北朝是黃河流域畜牧業繼續發展的時期。畜牧業的經營方式有三種。一種是以養馬業為基幹的官營畜牧業。戰國開始大發展，秦漢時在西北邊郡建立官營牧場，規模十分可觀，如漢武帝時養馬達40萬匹。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黃河流域畜牧更盛，如北魏的河西牧場公私養馬達200萬匹，還有許多牛羊駱駝。二是地主經營的畜牧業。一般地主都擁有很大畜群，還出現了一些從事商業性經營的私人牧主，牲畜成千上萬，滿山遍野。三是個體農戶經營的畜牧業。豬雞是最普遍飼養的畜禽，耕牛飼養也受到重視，這種畜牧業規模不大，但幾乎家家都有，仍是當時畜牧業的大頭。

戰國秦漢蠶桑業重心在黃河流域，山東是全國蠶桑業最發達的地區，號稱“衣履冠帶天下”。荊楚地區和巴蜀地區的蠶桑業也比較發達。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蠶桑生產雖因戰亂受到破壞，但仍保持相當規模和一定優勢，並有所發展，蠶桑生產和絲織技術最發達的地區有轉移到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平原的趨勢。在長江下游也獲得比較迅速的發展，並傳播到新疆、東北、西藏等地。 人類從事捕魚早於農耕，進入農業時代以後，捕魚迄未停止，同時又出現了人工養魚。我國人工養魚起源於商周，當時，在帝王貴族園囿的一些池沼中，已有魚類繁殖，但主要是滿足統治階級遊樂或祭祀的需要，規模不大。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蓄水灌溉的人工陂塘的興起，人工養魚突破了貴族園囿的範圍，成為較大規模的生產事業。吳越是當時人工養魚比較發達的地區。但黃河流域不少地方也發展了人工養魚。漢代出現了年產“千石”的大型魚陂，又開始利用稻田養魚(最早出現於四川)。人工養魚的種類，最初主要是鯉魚。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鯉魚的國家。大約成書於西漢的《陶朱公養魚經》是我國第一部養魚專著，集中談了鯉魚的人工飼養法。這一時期，捕魚工具和方法也有很大進步，飼養魚鷹捕魚比較普遍，海上捕魚業也較發達。

戰國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地區佈局有一個明顯特點，即農耕民族佔統治地位的、以種植業為主的地區和游牧民族佔統治地位的、以畜牧業為主的地區同時並存並明顯地分隔開來。這一特點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 在原始農業時代，游牧民族尚未形成，同營農氏族部落錯雜並存的只有仍以採集和狩獵為生的氏族部落。大致從新石器時代中期起，大多數遺址都呈現了以種植業為主，農(種植業)牧採獵相結合的經濟面貌。一些成為後世游牧民族發源地或活動舞台的地區，也不例外。例如西戎族群興起的甘肅青海地區，匈奴起源地之一的漠南河套地區和東胡活動中心的遼河上游地區，這時都以種植業為主。當中原地區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時，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才在西部、北部和東部某些地區陸續出現。首先強大起來的是被稱為西戎的游牧半游牧部落群。他們由甘青地區向中原進逼，迫使周王室從鎬〔hao 號〕(今陝西西安西南)遷到洛邑(今河南洛陽)，從西周中期到春秋，形成“華夷雜處”，即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錯雜並存的局面。西戎人是以養羊為生的，當時進入中原的戎狄還不善騎馬，所以他們和華夏各國打仗時都採用步戰。 到了戰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都接受了農耕文明，融合為華夏族的一部分，這與黃河中下游地區鐵器推廣、更多土地獲得墾闢的過程基本上是同步的。中原地區種植業的主導地位進一步確立了。與此同時，總稱為“胡”的一些游牧民族卻在北方崛起，他們以善於騎馬著稱。後來，匈奴統一了北方這些游牧民族，構成威脅中原農業民族政權的強大力量。這樣，農業民族統治區和游牧民族統治區終於在地區上明顯地分隔開來。秦始皇把匈奴逐出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連接和修築萬里長城，標誌著這種格局被進一步固定下來。 長城分佈在今日地理區劃的區的北界附近，這並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國古代兩大經濟區的形成是以自然條件的差異為基礎的。長城以南、甘青以東地區的氣溫和降雨量都比較適合農耕發展的要求，可以實行複種。在這裡，定居農耕民族佔統治地位，其生產結構的特點是實行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多種經營。 《漢書》的作者班固說：“闢土殖為農。”反映了穀物種植在農區農業生產中的中心地位。在長城以北，橫亙著氣候乾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間分佈的蒙新高原，發展農耕的條件比較差，但卻是優良的牧場。在這廣闊的舞台上，一些強大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繼興起。他們擁有數以萬計、十萬計以至百萬計的龐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飲湩〔zhong 腫〕(馬奶酒)酪(乳酪)，衣皮革，被氈裘，住穹廬(氈制帳幕)。畜群是他們的主要生活資料，也是他們的生產資料。狩獵有保衛畜群和演習軍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補充來源。游牧民族也並非完全沒有種植業，他們很早就懂得種植等，不過在其生產結構中所佔的比重很小。與遊獵相結合的游牧幾乎是這些民族唯一的衣食之源。 我國古代的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雖然在地區上分隔開來，在經濟上卻是相互依存的。偏重於種植業的農區需要從牧區取得牲畜和畜產品，作為其經濟的補充。種植業基礎薄弱、比較單一的牧區尤其需要輸出其富餘的畜產和輸入其不足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兩大經濟區平常通過官方的和民間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貿易進行經濟交往，當正常的貿易受到阻礙時就會訴諸戰爭，戰爭成為經濟交往的特殊方式。秦漢時期，中原王朝與匈奴政權的鬥爭空前激烈，而漢族同北方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空前活躍。除了張騫通西域前後引進一系列珍貴的農作物外，北方游牧民族的牲畜和畜產品源源不斷進入中原，不但直接為中原農耕運輸提供豐富的畜力，而且促進了中原畜種的改良和畜牧技術的進步。例如漢武帝時從西域引進烏孫馬和大宛馬，對中原馬種改良起了很大作用。又如騾、驢、駱駝是北方民族首先飼養的，中原人視之為“奇畜”。大概戰國時傳入中原，西漢初仍較罕見。西漢中期以後，“贏(騾)、驢、馲〔駝(即駱駝)，銜尾入塞”(《鹽鐵論》)，逐漸成為中原地區的重要役畜。另一方面，中原的農產品(糧食等)和手工業品(鐵器和絲織品等)以及生產技術，也隨著貿易和戰爭不斷輸入北方，豐富了該區人民的物質生活，並在游牧文化中註入農耕文化的因素。兩大經濟區的對峙，還深刻地影響了雙方經濟成份和生產結構的變化。為了抵禦北方游牧民族強悍的騎兵部隊的侵擾，中原王朝迫切需要直接掌握大量馬匹，建立一支有迅速應變能力的常備軍，這就大大刺激了農區以養馬業為基幹的官營畜牧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民營畜牧業則向著為農業服務的方向發展，日益小型化。游牧區與農耕區的分立，農區內官營軍用大牧業和民營農用小牧業的分化，構成中國古代農牧關係的兩大特點。為了抵禦北方游牧人的侵擾，從西漢起實行邊防屯田。漢武帝時在河套至甘肅西部部署了60萬屯田卒。中原王朝的屯田還深入到了西域地區。屯田促進了農耕方式向牧區的推進，並在農牧區之間形成一個半農半牧區。西漢的官營牧場主要就是分佈在屬於這一地區的西北邊郡，當時這裡農牧兩旺，是全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長期戰亂，人口南移，游牧半游牧民族乘虛大量湧入，一度把部分農田變為牧場和獵場。但這些民族不久就先後接受了漢族的農耕文明。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權，主動實行漢化，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為了抵禦游牧的柔然族的南侵，也學漢族的樣子，在今河北赤城至內蒙古五原一線築起了長城，儼然以農耕文化保衛者自居。這也清楚地表明，長城作為農牧分區的標誌，實質不在於區分不同種族，而在於區分不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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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