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石器時代末期，不少地方都出現了初級城市，為大都市的出現創造了基礎。事實上有少數城市已有相當規模，與文明時代的城市相比已沒有太大距離。
社會生產力提高以後，人口迅速增殖並相對集中，不同於一般村落的大型聚落出現了；手工業技術向高精水平發展，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越發專門化了(包括製陶、琢玉、紡織等)，手工業已開始與農業分離，手工業者的居址也與農業村落分離開來；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交易活動頻繁，集中的交易場所形成，集市出現了；知識和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孤立分散的鄉村居住狀態已滿足不了一些特權人物的需要，所有這些就是城市出現的經濟基礎。
社會由氏族公社發展到部落和部落聯盟，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級一級的管理機構，高級權力機構的駐地，一般要建在經濟中心，這是城市出現的政治基礎，城市是統治者的權力中心。
城市的出現還有軍事上的原因，主要出於防禦上的需要。此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城市的出現還有宗教上的原因。統治者在很大程度上通過“神治”的方法進行管理，要舉行禮天禮地的活動，或者稱為“禮治”。敬天禮神，要有專門的宗教場所，這往往就是城市所在地。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有宗廟建築，後來的封建王朝也將禮儀建築作為都城不可缺少的部分，這個傳統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城市起源的時代。
史前考古獲得的大量資料表明，在龍山時代已經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城堡和城市，我們不妨簡要敘述一下這些發現。
就目前的發現看，龍山時期的古城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見到的較多，已有河南安陽後崗、淮陽平糧台、登封王城崗、山東壽光邊線王村、章丘城子崖、輝縣孟莊、郾城郝家台、丁公城和臨淄田旺城等處。
安陽後崗發現的是一段寬3—4米、長70餘米的夯土圍牆，城圈大小尚不清楚，城內發現許多房屋基址。
淮陽平糧台的城址為正方形，面積五萬多平方米。夯築的城牆頂部寬8—10.2米，底部寬13.5米，現高3.6米。城垣南北各有一座城門，南門有土坯壘砌的兩個門衛房，附近的道路下面發現有排水管道。城內發現有夯土台，台上有長方形排房建築基址。
登封王城崗發現的是兩座並列的城址，西城平面呈梯形，東城大部為洪流沖毀。兩城面積總共約10000平方米，是一座不大的城堡。城牆已蕩然無存，僅存築城時挖掘的基槽。城內發現有殉人、殉獸的奠基坑。
壽光邊線王村城址平面為圓角梯形，總面積近五萬平方米，城內也見到奠基用的豬、狗和人骨架等。
章丘城子崖城址早在30年代即已發現，近年又做過一些勘察。城址平面為長方形，面積達20萬平方米，超出邊線王村城址3—4倍，是王城崗城址的20倍，是現今所見的龍山時代最大的城址。殘存牆體深埋在地表下2.5—5米，寬8—13米，規模相當可觀。這座城一直延用到夏代時期，後來又曾重新修築，是一處十分重要的考古遺跡。
北方地區也發現了早期城址，地點在內蒙古涼城的老虎山。城址面積達13萬平方米，四周築有石牆。這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一座石頭城。同在內蒙古的包頭市附近的阿善，也見到一座石砌圍牆的城址，面積也有五萬平方米，年代也比較早。
類似的石城遺址在北方還有發現，內蒙古赤峰附近就有數十座之多，只是年代略晚於龍山文化。這些城址大小不一，一般為1—2萬平方米，也有大到10萬平方米的，有城牆，也有城壕。城內有大量石塊壘砌的房屋基址，一般有40—100座，有的達600多座，規模不算太小，超過了許多中原的龍山文化城址。當然這類城址的性質還有待深入研究，還有待細緻的發掘，這些城址對於城市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中國文明重要源頭之一的長江流域，在這個時候也有了規模較大的城堡建築，例如天門石家河、石首走馬嶺、澧縣城頭山等。良渚文化雖無明確城址發現，但也有大規模夯土台和紅燒土建築遺跡發現。
龍山時期的城址發現的已不算少了，未及發現的還不知有多少。這些發現證明龍山時代確已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城市與城堡，這是任何聚落都不能比擬的。當然也有些令人遺憾，雖然已經發現了這麼多的城址，卻因為種種原故，沒有一座進行過全面發掘，城內的建築佈局很不清楚，開展研究還有很多困難。
城市的出現，表明形成了政治、經濟中心，也許就是一個個以部落聯盟為基礎的城邦。中國早期城市形成的起始年代，大約是距今4500年前，或者還會更早一些。
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高築城垣的都市已是比較發達的城市。為防禦目的而修築的城垣，主要當是部落間征戰的產物，更早的城市也許不一定有城牆環繞。沒有城牆的政治經濟中心同樣也是城市，城牆並非是城市的決定性標誌，如安陽殷墟和周代都城就都沒有發現城牆。照此說來，將來發現沒有城牆的早期城市不是沒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