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最早的飲食方式，大概與動物沒什麼兩樣，弄到什麼吃什麼，無所謂烹飪，古人謂之“茹毛飲血”。自從掌握了用火取火技術以後，便開始了熟食時代。剛剛開始的熟食，或者可以稱作原始的烹飪，既無爐灶，也不知鍋碗，陶器尚未發明，主要烹飪方式不過是燒烤而已。將肉塊直接投入篝火中烤熟，或者將石塊燒熱後放在盛有水和肉的非陶質容器內，通過反复投取熱石，直到煮熟肉塊。 《禮記·禮運》說：“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當用火之後，“以炮以燔〔fan煩〕，以烹以炙，以為醴酪”。這些話基本上說清楚了烹飪發明前後的大致情形。
“綠色革命”完成以後，穀物很快成了人類的主要食物。由於穀物不宜生食，穀物的熟食成了一大難題。古人推測說，史前先民起先大概借用了燒烤肉類的方法，將穀物放在燒熱的石板上烤熟。 《禮記·禮運》即說：“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捋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燒烤雖是一種永恆烹飪法，但並非適用於所有食物，食用穀物此法就不那麼十全十美，因此不能完全照搬燒烤肉食的方法來食用穀物，還得尋找新的烹飪方式。
也許陶器正是在這種尋求新烹飪方式的過程中被發明出來。早期的陶器多為炊具，這本身就是最好的說明。中國史前發明的陶質炊具有釜、甑、鼎、鬲〔li栗〕等，它們的主要功用是蒸煮，而不是炮炙，烹飪的對象改變了，烹法也有了明顯的不同。炊器中陶釜的發明最為重要，各新石器文化居民都使用它，其他類型的炊器如鼎、鬲等，都是由釜改製而成。鼎、鬲退出廚房後，釜又回到飲食生活中，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鍋。
現代廣為使用的甑，在陶器出現之初並沒有發明。在中原地區，仰韶人已開始用甑，但並不很普及；到龍山文化時期，甑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在種植水稻的長江流域，甑的出現稍早，河姆渡文化已有標準的陶甑，但使用也並不普遍，到崧澤、大溪、屈家嶺文化才大量使用甑作炊器。甑是套在釜、鼎、鬲上使用的。原始蒸法是人類利用蒸汽能的最早實踐，是東方飲食文化區別於西方飲食文化的一個標誌，這個傳統已有6000年的歷史。直至今天，西方人還極少用蒸法，甚至在一些國家廚師連“蒸”法的概念都沒有。西方在烤法上十分精到，所以主食吃的是麵包；我們以蒸技見長，所以做出來的是饅頭。
青銅時代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曾發生過重大作用的鼎，起源於史前的陶鼎。陶鼎在7000年前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便已廣為流行，幾個最早的文化集團都曾使用鼎類器。鼎在長江流域較早見於馬家浜文化，再晚些時候才得到普及。形體大一些的鼎通常為炊器，小些的則作食器。到龍山時代，炊器中又多了鬲和斝〔jia甲〕，形狀與鼎相似，三足改實心為空心，增加了受熱面，變得更科學更實用了。
由這些炊具可以看出，新石器時代的烹飪方式主要有兩種，即蒸和煮，得到的是飯和粥。對主要穀物粟和稻的食用，這也是最便利的方法，稱為“粒食”。人們推測，史前居民吃飯一定與許多後進民族一樣，是用雙手抓食，其實不然。粥飯熱時不便以手抓取，需有一種合用的食具，現代用筷子和餐匙，史前也用匙，並不直接動手指頭。考古已發現7000年前的專用食匙，河姆渡人就有，一般為骨片製成。大汶口人還有蚌片匙，磨好的蚌匙縛一小柄，非常實用。當親人去世後，要取他們生前用過的骨匙作為隨葬品埋入墓中，大汶口和齊家文化居民盛行此俗，食匙或懸系死者腰際，或抓握死者手中，可見在史前它已是必不可少的個人裝備了。
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居民，食物來源除了田野上收穫的粟、稻等等以外，還有其他一些副食品，我們可以根據考古發現開列出一份不算太寒酸的菜單來。
仰韶居民的副食來源可以半坡人為例，從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判斷，當時的肉食品種有鹿、獐、鼠、野兔、狸、貉、獾、羚羊、雕和魚類。龍山居民享用的野味除了鹿、獐、兔、獾，還有螺、蚌、魚、鱉。大汶口居民還以龜和鱷為美味，這在其他文化的居民生活中還不多見。
生活在東北山地森林邊緣地帶的富河文化居民，獵取野豬、麝、狍、麋、黃羊、狐、松鼠、狗、獾、鳥類作為補充食物。生活在大海島礁上的小珠山人，肉食除了豬、狗、鹿、獐外，還有大量海產貝類，包括牡蠣、青蛤、銹凹螺、荔枝螺、毛蚶等，甚至還有法捕食鯨魚。華南史前貝丘遺址的發現表明，濱海先民更以蠔蠣、海魚、海龜、海鱉為主要食物，食剩的貝殼都堆成了小丘。長江下游的馬家浜人，除獵取梅花鹿、四不像、獐、麝和野豬外，還捕撈龜、黿〔yuan元〕、鱉、河蚌、蛤蜊和魚類，採集野生杏梅、桃、菱角等為食。河姆渡人食源也很廣泛，漁獵對像有鹿、鳥、魚、龜、鱉，還有亞洲象、犀牛、四不像和紅面猴，採集食物則有橡子、菱角、酸棗、桃、薏仁、菌類和藻類等。
新石器時代人類的飲食生活，與當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話頗相吻合。人類對山珍海味始終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這與史前飲食文化傳統不能不說沒有一點關係。中國烹飪富於創造性，首先體現在選料廣泛，五穀菜蔬、飛禽走獸、蟲魚鱉蜃，無所不取，皆可為美食，這個文化傳統確可追溯到史前時代。
中國史前文化在飲食生活上的另一大成就，就是穀物釀酒的發明。古人有說酒為儀狄初釀，或說為杜康，晉代文人江統在《酒誥》一文中卻說：“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之空桑，鬱積成味，久蓄芬芳。本出於此，不由奇方。”他不大相信傳統說法，認為酒的釀造成功純屬偶然，是剩飯發酵變成的，很有見地。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巧事，一些無可挽回的錯誤，反而鑄成意外的成功。人類的初釀成功，可能就起因於穀物貯存不善而發芽發霉，這種變質穀物煮熟後食之不盡，很容易變成酒醪〔lao勞〕，這便是穀芽酒。就是這樣的失誤，卻使人們常能嚐到另一種美味，有意識的釀造活動隨之被發明出來。
大汶口和龍山文化有許多精製的黑陶高足杯、觚形杯、壺、盉〔he和〕等，都是與後來商代酒器相類似的器物，考古學家推測它們同樣也是酒器，可以證實大汶口居民已有釀酒的實踐了(圖6)。還有報導說，仰韶居民也有成套酒器，但並不習見。應當指出的是，這些都是禮器化了的酒器，是釀酒發展到比較成熟階段的產物，並不能用作始釀時代的證據。要論證何時有酒，最重要的依據應當是有無釀具。考古確曾發現大汶口居民製作有帶滴孔的大釀缸，這類釀具在仰韶文化以至更早的白家村文化中都能見到，這是釀酒存在的確證。也就是說，釀酒技術的發明已有了不下7000年或更久遠的歷史，是農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了更多的剩餘穀物，才能用於更大規模的釀酒活動，可以肯定，酒在開始出現時就是一種奢侈品，在穀物不夠食用時，人們是不會拿它去大量釀酒的。
圖6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
酒的釀造成功，是人類通過化學手段改變食物性味的成功嘗試，開了其他許多釀造活動的先河，後來出現的醋、豉〔chi齒〕、醬、菹〔zu租〕等工藝，無不與釀酒技術相關。釀造給人類的飲食生活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試想如果沒有釀造，我們的生活該會是多麼的平淡、多麼的沒有滋味！
圖6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