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距今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期，就使用“里布”作為交易媒介，以佈為幣材，長二尺，闊二寸，上書幣名、年月日、編號、地址、蓋發行人印，是最早的信用貨幣。東周時期，民間習用“牛皮幣”和期票性質的“傅別”進行交易，可轉讓流通。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發行“白鹿皮幣”，以鹿皮為幣材，值40萬錢，規定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才行，已具備紙幣的雛型。從東漢到五代十國，不斷興起的寺廟道觀、櫃坊、邸店、寄附鋪、金銀行等等所出的憑條、書契、存放款單證或其他票據，在一定範圍內，成為信用流通工具。唐代飛錢和唐末延續到宋初的便換，從匯票演變到在異地間流通轉讓，也起到一些貨幣作用，是交子產生的先導。 《宋史·食貨志》記載：“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這說明，宋代紙幣的產生，實淵源於此。
紙幣創立於北宋，是由下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宋王朝為了穩定政局，開國後就大力發展經濟，商品生產及境內外交易擴大很快，商業發達就需要大量輕便的貨幣。第二，四川乃天府之國，物產豐饒，所受戰亂影響相對較少。宋初，川蜀經濟發展較快，因一向只用鐵錢，不用銅錢，貨幣數量不足。而且鐵錢體大值小錢重，一緡重25斤，交易使用和異地運轉均困難，故紙幣首行於川。第三，自唐末以來，形成若干貨幣區，不准運錢出境，嚴防北方強鄰套取銅鐵錢，用紙幣可防止錢幣外流。第四，兩宋長期財政困難，發行紙幣可作彌補開支一大財源。最後，飛錢、便換、櫃坊條據等，對人們有較深的影響。
宋初，成都地區的商人，出具收據形式的證券，正背面都有出票人印記，有密碼花押，朱墨間錯，臨時填寫金額。式樣不一，分散發行。太宗初年，由成都16家富商集資聯合興辦交子舖，或稱交子戶，發行“交子”，系紙幣性質，在遠近地區當現錢行用。其印刷、版面、圖案、花紋都較好，並在外地設分鋪。後因富商經營不善，資金被挪用，不能兌現，再加偽造不少，爭訟多，官家出面乾預。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批准成都府知事薛田等人的建議，設立益州交子務主持其事。二年二月(公元1024年)起發行官交子，基本上仿照商辦交子的形制，加蓋本州州印，文字不同，用銅板印製，圖案精美，三色套印，在世界印刷史、出版史、版畫史上，有很大的歷史價值。
宋初制訂有關交子發行流通的製度，通稱“鈔法”。規劃頗為周密，在貨幣史上是創舉。到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所用幣制辦法，還可以反映它的軌跡。察其主要內容，計有：首先，交子發行權和管理權集中於朝廷，實行高度的中央集中統一。由朝廷制訂統一的政策制度、印製措施、發行數額、流通地區。其次，規定三年一界(相當一期)，即每三年換印一次，又叫易界。界滿以新鈔平價(即一比一)收換舊鈔銷毀。第三，規定發行限額，每界交子發額為1256340緡，不准超過此限。第四，以36萬鐵錢存庫充“鈔本”，即發行交子的保證金，相當於現代銀行紙幣發行準備金。第五，規定等級，初為一貫至十貫，在交子券面印好，照此金額行用。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為十貫、五貫兩種，十貫八成，五貫二成。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再改為一貫與500文兩種，前者六成，後者四成。第六，嚴禁偽造、塗改、銷毀及地方擅自印行。第七，限制流通地區。第八，交子的兌現，以錢為主，也用金銀或度牒等。歷次兌換的比例、做法，均由朝廷制定並派員監督執行。但這些規定，到下面並不完全遵辦。
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益州交子務在陝西發行沒有兌現保證的交子60萬貫，購儲軍用糧草。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在潞州另設交子務擴大交子發行。熙寧四年在陝西行交子法。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增造成都路交子。因濫發狀況有增無減，於是定一界增造15萬緡。是歲交子存額1406340緡，地方仍不斷申請增造。元符年間(公元1098—1100年)新鈔收換舊鈔比價一比五，即官價下跌為原價的1/5，民間下跌尤甚。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行陝西交子，置京西北路交子所，並立偽造法，擬予嚴管。總之，北宋的財政收支是一代比一代緊，到晚期徽宗時，已是國勢垂危，朝不保夕，內憂外患，瘡痍滿目，已臨山窮水盡絕境，濫鑄惡錢，也難解困，全賴濫發紙鈔。
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改變濫發手法，將交子改名“錢引”，除浙湖閩廣之外，在其他諸路發行。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改交子務為錢引務。大觀三年大量發行錢引，猛增至2000多萬緡，為天聖年間(公元1023—1032年)最高發行限額的20多倍，沒有鈔本，舊交子不准兌換，等於朝廷賴帳；且更增造不已，致錢引一緡只值數十錢。商民束手無策，一夜之間百萬家私成空，怨聲載道。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金兵大舉侵逼勒索搶劫。錢引幣值慘跌，爆發一次惡性通貨膨脹，一直延續到高宗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三界並行，達到3780多萬緡。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三月，增發錢引500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竟增發到4100多萬緡，30年間猛增30餘倍。鈔本只有鐵錢70貫，不成比例(即十萬分之一點幾)。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發行錢引4500餘貫，打四折使用。寧宗嘉定(公元1208—1224年)末，三界並行，合計已達8000萬緡，錢引每緡僅值100文錢。到理宗末年已是一文不值。但錢引印製精良，藝術價值很高。三色套印，每張用六顆印信，四黑一紅一藍，每顆印上飾以花紋，每界不同，錢引面上寫明界分、年號，分一貫和500文兩種。它不僅是文物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上多色套印的鼻祖。
關子初辦時，其性質和做法類似飛錢便換。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因在婺州屯兵，交通困難，運送現錢不便，就由駐軍招商人在婺州出現錢，發給“關子”，持它向臨安的榷貨務換回現錢或鈔引(即特准採購茶葉香貨的合法執照)。其中指定專兌現錢的叫“貝錢關子”。實際上商人在兌領錢鈔時，榷貨務百般刁難，限制兌現額，每天只兌應收現錢數的1/3。各州縣政府又藉機強迫攤派購買軍糧。此法難行。故變換手法，改發交子。紹興六年在臨安設行在交子務，再次試發交子，無鈔本，民間拒用，旋罷。改令榷貨務儲現錢印關子，公私同現錢使用。紹興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印發“公據關子”，面額自十千(一萬文)至百千(十萬文)共五個等級的大面額紙幣，可用二年，許商人銀錢中半入納，付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關子各80萬緡，淮東公據關子40萬緡。這是嚴重的通貨貶值。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奸相賈似道印發“金銀見錢關子”，以一等於18界會子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形狀。同時，賈還造一種“公田關子”。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發行“內關子”，可行用三年。五年復申嚴禁關子減價，規定每年印發500萬緡。這種內關子是兩宋最後一種紙幣。
這是兩宋四大類紙幣中最為龐雜混亂的一種，它集中反映南宋王朝政治經濟敗壞慘象，也是對這個腐敗王朝的催命符。南宋初期，民間流行“便錢會子”，類似飛錢便換。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改為官辦。初行於兩浙，儲現錢於城內外流轉。次年二月，始立會子務，發行新造會子；以後又推行於兩淮、湖廣、京西各路，改會子務隸都茶場。會子麵額初以一貫為一會，其後增發500文、300文、200文等三種，由行在會子庫發行，係紅、藍、黑三色銅版印刷，長方形，上半部為賞格，寫明嚴禁偽造及重賞告發字樣，金額印就，標明發行機關，圖案花紋不及錢引精美。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在湖北造用“直便會子”。這些官辦會子，初無發行限額及限期，到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已發行1560餘萬道(貫)，除收兌外，市面流通980萬道。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定三年為一界，每界限額1000萬貫。乾道九年，會子每貫只值600文錢，六折。淳熙初年，會子流通額增為2200多萬貫，超過限額一倍多。乾道十二年，二三兩界會子各展期三年，八九兩界也照此展期，會子流通額成倍上漲，其鈔值日益低落。寧宗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將每界發行額增至3000萬貫，鈔值進一步下跌。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時值金宋交兵，軍費猛升，濫發會子，陡增至11500多萬貫，比乾道初猛漲11倍，會子一貫只值三四百文。以後逐年下落。嘉定年間(公元1208—1224年)，三界會子數額太多，11界會子尚有1360餘萬貫，12、13界尚有10200餘萬貫，雖採取種種對付貶值措施，收效甚微。開禧(公元1205—1207年)以後，軍政各費，全賴發行紙鈔維持。理宗年間(公元1225—1264年)，會子折閱不行，置會子庫監官，對措置會子不力之官吏嚴懲。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14、15兩界會子增至32900多萬貫，65年中猛增33倍。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再增至65000萬貫。淳祐七年二月，法定17、18兩界會子不再立限，永遠行用。對反對此法之臣僚和民眾論罪。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督州縣嚴錢法，禁民間用牌帖。理宗末年和度宗時，蒙古大軍壓境，宋王朝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還在濫發會子，物價飛漲，市上只見紙鈔不見米麥。會子已不值一文錢。 18界會子二萬貫還買不到一雙草鞋，通貨膨脹惡化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人民苦不堪言。
南宋還發行幾種限地區行用的地方紙幣，除了流通時間長影響大的四川錢引外(簡稱川引)，還有：“河池銀會子”，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在河池發行，有兩種，一錢者14萬紙，四紙折合錢引一貫。半錢者一萬紙。以後每兩年印發61萬紙，共折合川引15萬緡；“鐵錢會子”，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始在興元府發行，限在興元府金洋州用，分300、200、100文三等，每二年印發240萬緡。以上兩項，均抵軍用，不久均大貶值；“兩淮交子”，簡稱淮交，孝宗乾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在淮東淮西地區發行，分200、300、500、一貫四等，年印300萬緡，限兩淮專用；“湖廣會子”，簡稱湖會，印造500至一貫會子，在湖廣地區印發專用。以上幾種地方性紙幣，都是由朝廷規定在各該地區發行並限當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