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奪取後周皇權，建立北宋王朝。面對當時嚴竣形勢，他心存猜忌，為防微杜漸，政治上他集大權於己身。削弱將相大臣權力，並使其互相牽制；削弱州郡權力，廢官用吏。經濟大權，更是操於皇上一人。採取這些措施，一時贏得政局穩定，但從長遠看，並未能鞏固政權。
從兩宋政治狀況看，歷代君主權貴，只求太平無事，上下相安，盡力緩解社會矛盾，安撫平息民眾反抗。對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偏向保守一方。如對王安石變法，先支持，後淡化，終取消。高宗貪生怕死，心懷鬼胎，與奸臣秦檜狼狽為奸，不惜賣國投降，以求自保。還不顧國家安危，紙醉金迷，“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孝宗實行一些改良措施，緩解已有矛盾。以後是一代不如一代，君懦臣貪，上下荒縱，朝歡暮樂，“燈火熒煌天不夜，笙歌嘈雜地長春”，乃是最佳寫照。朝廷還加緊搜括，以補財政不足。理宗後期，生靈塗炭，怨聲載道。不久，南宋便被蒙古大軍滅亡。
從對外關係看。趙宋是歷代王朝中最弱的朝代。在300年中，不斷受到強鄰遼(契丹)、西夏、金(女真)和蒙古的攻擊。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與遼國訂立屈辱的“澶淵之盟”，以後年年向遼進貢“歲幣”。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增加納貢數額。兩年後，又承諾對西夏的“歲賜”條件。嗣後對金對蒙古都有歲貢。兩宋對這些強鄰，一貫是屈辱乞活，求哀告饒，稱臣稱孫，恬不知恥。這些長年的沉重負擔，都對兩宋貨幣有一定的影響。
為了保證皇室安全和鞏固中央集權，兩宋重視發展經濟和強化幣制。在唐代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宋代社會生產力較快發展，一度達到新的高峰。但在各個階段有所不同，北宋前期和南宋孝宗年間(公元1163—1189年)情況較好，兩宋末年均較差。其貨幣情況也是這樣。就地區比較，以太湖為中心的江浙是全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其次是川蜀和兩湖，北方較差。在兩宋末期戰亂中，有些地方變得一片荒涼。
兩宋的經濟發展對其貨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農業精耕細作地區豐收引起對貨幣大量需求。宋代農業生產比漢唐增加二倍多，但人口增加不到二倍。在發展農業時，著重發展糧食生產。 “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為吳越閩蜀，其畝之所出視他州輒數倍。”(秦觀《淮海集·財用(下)》卷十五)，這裡所指，即今江南、浙閩、兩湖、川蜀地區。這些豐產地區都採用精耕細作式的集約經營。如兩浙路就用配置先進耕具劙〔li離〕刀的曲轅犁，並靠先進農具、技術和勤奮奪取高產，不僅自給有餘，上市供應，還承擔年供宮廷糧食數百萬石。二是發展商品化農業生產。在精耕細作地區出現經濟作物和農業商品化，形成若干農業分支，如種茶、養蠶、種甘蔗、植果樹、種藥材、種蔬菜、發展水產等等。按照地區特點，因地制宜開展多種經營。這種商業化農業生產迅速向縱深發展，使這些地區人口更加集中，商品交換更加發展。三是農產品商品化促進手工業全面展開。宋代的陶瓷、絲綢、刺繡、造紙、印刷、雕刻、煉鋼、金銀銅鐵器飾等在當時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檔產品，很受各國歡迎。其他行業還很多。這些手工業和商業又不斷形成新的分支，如神宗時臨安就有414行，每行又有許多小分支。四是手工業專業化促進商品構成地方專業化。各地區利用本地優勢大量發展地方名牌產品參加商業競爭。如蜀錦、東絹、端硯、吳紙、浙漆、白瓷、青瓷、建州茶等等，各具特色，名氣很大，在商場上起帶頭作用，促進地區間商品交換不斷擴大。這就引發出多種商品和大量貨幣向全國城鄉蔓延，不斷擴大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領域，也引發出許多有關生產和流通的問題。自北宋晚期以後，貨幣方面的問題特別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