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階段解決通貨膨脹過程中，對錢收縮過緊；又因局勢漸趨平穩，經濟恢復，對貨幣需要增多，貨幣供需差距擴大，錢幣緊缺，出現錢幣緊縮。開元中全國鑄錢爐70多處，年共鑄錢百餘萬緡，天寶十一年減為32.7萬緡。憲宗時年鑄13.5萬緡。文宗時不到10萬緡。與此同時，市場錢幣需要量卻不斷增加，首先稅收用錢越來越多。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實行兩稅法後，收稅全用錢。同年商稅三十稅一，建中四年徵收“間架稅”(房產稅)和“除陌稅”(交易稅)。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初收稅茶，十分收一，以及增加鹽價每鬥百錢。這些措施都增加錢幣需要量。其次，政府從各個渠道收進的銅錢，藏之府庫，只收不放。第三，用錢地區擴大。 “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通鑑》卷二四二)第四，對外貿易發達，外商往來頻繁，銅錢大量外流。
針對上述錢幣緊缺的狀況，唐朝從三個方面解決。第一，增加銅錢流通量。繼續獎勵採銅，禁止鑄造銅器，官府統購銅材，開採古銅坑200多處，增爐鑄錢，放出內庫錢到市上行用。武宗時沒收寺廟道觀神像神器鑄造會昌開元錢。准許新舊錢同時流通。採取以上措施，不斷增加市面的銅錢流通量。第二，限制銅錢貯藏量，加快銅錢流通速度，即從另一角度擴大銅錢供應量。 “蓄錢禁”即此意。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下令嚴禁蓄錢，不問官民，私貯現錢一律不得超過5000貫。超過部分，限在兩個月內購物用完。但藩鎮、官吏、富商互相勾結，變相貯藏。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放寬期限，規定貯錢超過一萬貫到十萬貫的，在一年內用出；超過10至20萬貫的，限於兩年內處理完畢。這些辦法，都是限制銅錢貯藏量和貯藏時間，促使盡快投入市場，加快流速和增加銅錢流通量。第三，運用各種信用機構和信用流通工具，調節銅錢流通，從另一個側面增加錢幣流通量和加快流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