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宗貞觀至玄宗開元年間，唐代幣制處於相對穩定狀態。其間武后中期及開元晚期稍差，在表面平穩中已孕育動亂因素。盛唐貨幣穩定原因，在於貞觀之治所收實效。太宗勵精圖治，選賢任能，細察歷代興亡之理，居安思危，以隋為鑑，取信於民。常說：“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通鑑》卷一九七)強調為官必須順民意，察民情，惜民力，得民心。在這些思想指導下，他推行一系列興利除弊政策，形成貞觀之治，也為盛唐幣制穩定創造了良好條件。這些策略計有以下三項：第一，大力發展文化教育。興學，育才，愛才，網絡人才，善用人才。太宗曾說，與其多得錢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朝廷設弘文館及國子監，大興太學，徵天下名儒為學官，精選人才為學士，四方精英云集京師。因此，唐代人才輩出，治國、用兵、理財、外交以及經學、文學、詩歌、藝術等方面，都湧現大量傑出人才，這是唐代幣制穩定的精神支柱。第二，獎農桑，興水利，多方發展官民手工業生產，物資豐饒，物價平穩，貞觀初斗米僅三四文錢，開元初一二十文上下。南北交通暢通，商業發達，大小商業城市佈滿水陸要道。人民安居樂業。這是貨幣穩定的物質基礎。第三，政治上比較開明，政通人和，講求實效，不務虛名。對外宣揚國威，增強國力。 “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通鑑》卷一九五)。這也是貨幣穩定的保證之一。
這一時期雖然貨幣穩定，但私鑄惡錢較多。高宗武后時，因內外用兵，財政負擔重，又加商業發達，需要錢幣增加。官方因鑄錢成本太高，不肯鑄，錢緊缺。私鑄雲起，惡錢充斥，雖用嚴刑高壓也無用。高宗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官方以好錢一值惡錢五收惡錢，因惡錢作價過低，惡錢反被收藏，改為一比二也無效。開元時(公元713—741年)，江淮一帶私錢風行，有幾十種偏爐錢，七八文才抵官爐錢一。朝廷派官員去江淮查禁惡錢，引起民間不滿，罷市抗拒。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惡錢一千文重滿六斤者，官用好錢300文收兌或按時價給布絹雜物。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因好錢不許加價多被收藏。商人從江淮以好錢一文換惡錢五文，把惡錢運京城以一當一用。天寶以後，時局大壞，對私鑄惡錢無暇顧及，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