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三節語言稱謂

語言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相互交往的方式，它既用於傳達事物，也用於交流感情。文明的語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代禮儀的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又是禮貌的重要體現。這在人們的相互稱謂，即稱呼上表現得最為突出，謙稱自己，敬稱對方。 使用謙稱來稱呼自己，實際表現了說話者的謙遜和修養，也是對對方的尊敬。而出言不遜，大言不慚，則被視為無禮、輕浮，缺乏修養。古人常用的謙稱詞有：愚、鄙、敝、卑、竊、僕等。這些詞都含有愚笨、涉世不深、閱歷較淺、無知的意思。使用這些詞時，當然並非自己真的無知，而是以說話者的自謙來提高對方的身份。如自稱為愚兄、鄙人、敝人、卑人等；發表自己的觀點時，稱愚意、愚見、鄙意、鄙見等。竊和僕還有一層表示自己地位卑微的意思。竊，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一般常帶有冒失、唐突的含義，如竊聞、竊見、竊笑等；僕，又有僕從、僕人之意，使用時多含有願為對方效力、服務之意。讀書人或文人自謙時，除使用小生、晚學、晚生等詞以表示自己是新學後進之輩外，也常用不才、不佞、不肖等詞來謙指自己沒有才能或才識平庸。官吏一般多自謙稱作下官、小官、末官、小吏等。古人坐席，尊長在上，晚輩或地位稍低者就自稱在下。而有一定身份的人則自謙小可，意思是不足掛齒。老人自謙時，常使用老朽、老夫、老漢等詞，以表示自己已進入暮年，衰老無用。此外還常使用老拙一詞，更帶有年邁、笨拙之意。中國古代使用的自謙詞，數量很大。各種社會地位和身份的人都使用這些自謙詞，所以中國社會一直保持著謙遜文明的風尚，中國人也因此具有謙虛勤學的風度。

“朕”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是皇帝的專用自稱詞。但在秦朝建立前，使用“朕”字並不表示至高無上的地位和顯赫尊貴的身份，屈原的《離騷》中便有“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這樣的詞句，朕在此僅是一個自稱詞，“朕，身也”(《爾雅·釋詁》)。只是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以皇帝自居，遂將“朕”作為自己的專用代稱，才使之成為顯示皇帝權勢的標誌。儘管如此，古代的帝王們在自稱上仍不乏謙遜之詞，即使是在與臣下的談話中，經常使用孤、寡之類的謙稱。孤，又稱孤家；寡，也稱寡人。孤家、寡人二詞都帶有缺少德行之意，即指自己為少德之人。 “不穀”也是帝王君主常用的一個自謙詞。谷，作為一種糧食作物，用於養人，而引申為善的意思。不穀，則是喻指自己不能像谷一樣，供養人們，再引申則是說自己是不高明的人，或不能以德待人。

在謙稱自己的同時，古人又以敬稱來稱呼對方。敬稱多帶有敬重、敬仰、頌揚的感情色彩。古人常把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才稱為“聖”，如孔子被稱為孔聖人，孟子被稱為亞聖(意指僅次於聖人的人)。到後來又專門用於帝王，稱皇帝為聖上、聖駕，甚至與他相關的事物都被冠以“聖”字，如皇帝的諭旨又稱為聖旨、聖諭。皇帝還有一個特定的稱謂，即“萬歲”，然而“萬歲”一詞原是古人飲酒慶賀及祝壽的歡呼語，帶有濃厚的祝愿之意，而且不分上下貴賤，均可使用。但有了皇帝以後，群臣多於朝廷中歡呼“萬歲”，以示對他的祝愿，於是這個詞逐漸演變為對皇帝的一種敬稱，而其他人則不能再使用了。皇帝既然是“萬歲”，那麼皇帝所封的諸王則被人們敬稱為“千歲”。在皇帝專用的敬稱中，還有一個“駕”字。駕，本是指皇帝的乘輿(載人的車)。古人認為，天子應以四海為家，不以宮室為固定的居所，應該乘車巡行天下，因此“駕”字便被借用來尊稱帝王，如聖駕、尊駕；就是皇帝死去，也要叫宴駕、駕崩。

在中國歷史上諸多的敬稱詞中，陛下、殿下、閣下、麾下、足下等詞是使用最為普遍的。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軍言麾下，使者稱節下、轂〔gu谷〕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通類相與言足下。”(段成式《酉陽雜俎》)陛，原指宮殿的台階，蔡邕在《獨斷》中寫道：“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意思是說，陛，即台階，是進入廷殿的必經之路。皇帝每次升殿(進入大殿)，必定要派可靠的大臣手持兵器站在陛的旁邊，以防發生意外。群臣向帝王上言時，“不敢直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也就是說，“陛下”的原意是指站於陛下，進而又以地位低卑轉指帝王的高尊，成為對帝王的敬稱。 “殿下”與“陛下”一樣，也是因在殿堂接見群臣而得此稱，但“殿下”通常是用於敬稱皇太子和諸王，有些朝代也用“殿下”敬稱皇太后、皇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也曾一度用來稱謂過皇帝。 “閣下”一詞，是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的一種敬稱。閣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建築，有閣的人家無疑是王公貴族、達官貴人，這些權貴手下的屬官、屬吏便以自身之卑，反過來敬稱閣中之人為“閣下”。不過“閣下”稱謂的使用範圍比較寬，也沒有嚴格的限制，除去有社會地位的人之外，一般在表示對對方尊敬之意時，都可以使用這個敬稱。隨著歷史的發展，“陛下”、“閣下”二個敬稱詞在使用上約定俗成，逐漸規範化。凡敬稱帝王君主時用“陛下”，而敬稱行政長官時，用“閣下”。麾，是古代用於指揮軍隊的旗幟，以此象徵或代表主將、主帥。 “麾下”，則是部下、部屬對主將、主帥的一種敬稱。

“足下”一詞的源出，至今尚未考證出結果，但有一說，“足下”的稱謂始於春秋時期一位叫介子推(又記為介之推、介推)的故事。介子推是晉國的一位隱士。晉獻公在位時，十分寵愛驪姬。後來驪姬生下一個兒子奚齊，為了能冊立他為太子，驪姬大耍陰謀，散佈讒言害死已冊立的太子申生，並將其他公子逼出宮外，其中有重耳。重耳在外流亡長達19年，他的舅父狐偃和介子推等人始終陪伴著他，歷盡艱辛，患難與共。後來在秦穆公的支持下，秦國派兵護送重耳回晉國。途中，狐偃向重耳邀功，以求日後能得到重用。介子推對此極為反感，不願意再與狐偃這樣的人同行，便不辭而別。重耳回到晉國後，即位為國君(即晉文公)，凡隨同他一起流亡在外的人一律論功封賞，卻唯獨漏掉了介子推。此時的介子推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攜老母一起隱居於綿上(今山西介休東南)山中，至死絕不與晉文公見面。文公為尋他出山，令人搜山，未能找到介子推。於是文公下令放火焚山，以迫使他出山，但不料介子推竟抱木燒死。文公知道後，趕到介子推母子藏身的地方，拍打著介子推臨死前抱著的那棵樹，哀嘆不已。他讓人伐倒這棵樹，製成一雙屐(木鞋，形似今天的拖鞋)，穿在自己的腳上。從此以後，文公經常低頭看著自己腳上的屐，痛心地說道：“悲乎足下”，意在自責。 “足下”一詞，最初可用於上下、同輩之間的敬稱，後來一般只用於同輩之間。

中國古代語言的文明和禮貌不僅表現在社會上人際交往之中，也體現在家庭之中。子女對自己的父母、兄長，乃至其他親屬，從不直呼其名。就是在與外人的交談中，提及父母、兄長等親屬，也使用一些含有謙恭敬重之意的稱謂，這也是古代禮儀的重要內容。 稱呼自己一方的親屬時，常使用家、舍、先、亡等作為敬稱詞。家和舍都是指自己的家庭、宅居，本身就帶有謙恭、平常的感情色彩。用家、舍作稱謂，使用於在世的本家親屬。在別人面前稱呼比自己輩份高或年長的家人，都要冠以“家”字，如稱自己的父親為家父、家公，母親為家母、家慈，兄、嫂為家兄、家嫂等；“舍”則用於稱呼比自己輩份低或年幼的家人，如舍弟、舍妹、舍侄等。可見，“家”、“舍”在使用時，是有嚴格的長幼之分的。 “先”和“亡”都含有哀痛、懷念之意，因此，古人將這兩個字用於稱謂已故的家人，同樣在使用時也有長幼之分。先，用於比自己輩份高或年長的已故家人，如先祖指祖父，先父、先人則同指父親，先母、先妣〔bi比〕同指母親。亡，則用於輩份比自己低或年幼者，如亡友、亡弟、亡兒等。

在稱呼對方親屬時，則使用令、尊、賢等敬重之稱。令，有善美之意，在使用時，不受輩份、年齡的限制，可通用於對方的親屬。如稱呼對方的父母時，可稱作令尊、令翁、令公和令母、令堂、令慈；稱對方的妻子為令妻、令正；稱對方的兒子為令子、令郎，女兒為令愛、令媛；稱對方的女婿為令婿、令坦；還有令兄、令弟、令姊(姐)、令妹等。 “尊”和“賢”，在用於對方親屬的稱謂時，則要嚴格加以區別。 “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顏氏家訓·風操》)也就是說，“尊”字用於對方叔父以上的人，可稱對方的祖父為尊祖，父親為尊父、尊翁、尊大人、尊公、尊大君，母親為尊堂、尊上、尊夫人；稱對方叔父以下的親屬為賢叔、賢兄、賢弟、賢姊(姐)、賢妹、賢侄、賢友、賢侄、賢婿等；稱對方的妻子則為賢閣、賢內助等。尊，有時也用於稱呼與對方有關的事物，這與“貴”字的用法一樣，同屬於一種敬稱，如尊姓、貴姓、尊府、貴府、貴體、貴鄉等。

自古以來，人們習慣稱呼妻子的父母為丈人、丈母或岳父、岳母，以及泰山、泰水，這些稱謂也都是一種敬稱。古時，丈、杖相通，拄杖者多為老人，於是稱老人為“丈”。在泰山上有一山峰，名為丈人峰。以山峰之名代稱，具有健康長壽的祝愿之意，所以唐代以後，“丈人”便用來專稱妻父，妻母自然也因此被尊稱為“丈母”。岳，山也，稱呼岳父、岳母，與丈人、丈母同樣含有祝愿之意。至於“泰山”這一敬稱，除與泰山有丈人峰而得名之外，還與唐玄宗封禪泰山，宰相張說趁機將自己的女婿鄭鑑官升四級的典故有關。正是由於伶人黃繙綽“此泰山之力也”的解釋，便有了以“泰山”專指妻父的說法。山為陽，水為陰，所以妻母也增添了一個新的敬稱，即“泰水”(參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二)。

當然，在古代的稱謂中，謙詞、敬詞不勝枚舉，古人以此作為交往中的一種禮節，視為禮貌之舉，這也是中華民族謙和待人的一種美德。不過，稱謂僅僅是語言交談中的一小部分，而在言談話語中體現恭敬、謙遜，同樣也是古人十分重視的，也被視為一種禮貌的表現。如在對方講話時，要專心致志地“洗耳恭聽”，而不能漫不經心，更不能打斷別人的話題。而自己講話時，眼睛應注視對方，語調平緩，不能強詞奪理，擺出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式。在語言交談的禮節上，乃至在談話的藝術上，古人都曾作過具體的規定，這些都記錄在《禮記·少儀》之中。 如，“尊長於己逾等，不敢問其年。”即與輩份比自己高的老人交談時，不要詢問他的年齡。 “請見不請退。”對於尊長者，可以請求會面。但談話結束，不要馬上請求離去，要等待尊長示意後，再告辭。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sha 霎〕也。”陪同尊長者談話時，如果沒有尊長者的旨意，是不能彈奏琴、瑟的。也不能自作聰明地為尊長者出謀劃策，對他指手畫腳。更不能像扇扇子一樣地搖手，向尊長者表示反對的意見。 “不窺密，不旁狎〔xia匣〕，不道舊故，不戲色。”與別人交談時，不能窺探人家的秘密隱私。陪同長者坐時，不要與其他人相互逗鬧或親熱。談話時，不要總絮叨以往的舊事，神情應莊重嚴肅。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陪同年長且有一定地位的人談話時，如果他已經打呵欠，伸懶腰，或手中擺弄朝笏，摩拭劍柄，或把鞋拿到自己的身邊，或詢問時間的早晚，這些都是困倦或不耐煩的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請退的。

平時談話要注意禮節，但也不是一味地阿諛奉承，不講原則，古人即使是對待帝王君主，也十分注意以誠相待。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sao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即作為君主的臣下，對君主應該當面勸諫，不要在背後譏諷、嘲笑。如果勸諫沒有被君主接受，則離開他，但不能因此而心生怨恨。如果是稱頌君主，也要實事求是，不可諂媚取寵。勸諫一定要出於誠心，不能傲慢輕視。君主有時出現怠惰，不能勤於朝政，在勸諫時要加以鼓勵，並傾力相助；制度有所敗壞，要勸說君主加以肅正和改良，這樣才叫為國家效力。在這方面，唐代的魏徵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典型，史稱其“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舊唐書·魏徵傳》)。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勵精圖治，為實現長治久安，他要求文武百官“上封事”，即提出治國的意見和建議，還用獎賞的辦法，鼓勵臣下直言極諫。但李世民畢竟是皇帝，雖然他一再表示對臣僚“直言忤意”，絕不“怒責”。但要批評皇帝，即古人所謂的“犯龍顏”、“犯龍鱗”，仍需要有一定的膽識，否則就流於形式。魏徵就是這樣一位既有膽識，又不失君臣禮節的臣僚。一次，唐太宗詢問魏徵：“何謂明君、暗君？”魏徵答道：“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暗者，偏聽也。”(吳兢《貞觀政要·君道》)魏徵正是以“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勸說唐太宗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而不要輕信一面之詞，以使自己能正確地分辨是非。魏徵每次勸諫唐太宗，都是直言坦誠，毫不掩飾，又不唐突。他始終做到“無面從，退有後言”(《舊唐書·魏徵傳》)，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的幾年中，魏徵曾先後陳諫200多件事，所言詞強理直，引喻貼切，多切中時弊，而使唐太宗折服。在與唐太宗相處的10餘年中，魏徵一直以直諫著稱，而唐太宗對他也多是言聽計從。這里當然與唐太宗的雄才大略，能虛心納諫有直接的關係，但也不可否認魏徵恪守君臣之禮，以誠相待，以理服人的作風。正因如此，唐太宗對魏徵十分賞識。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徵病逝。唐太宗悲痛不已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cu徂〕逝，遂亡一鏡矣。”(劉餗《隋唐嘉話》卷上)為此他特頒布詔令，令臣僚以魏徵為楷模，做到直言無隱。魏徵去世後，唐太宗還特地登上凌煙閣，面對魏徵的遺像，為他弔唁，其間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詩：“勁條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台上，空對余形無復人。”(王方慶《魏鄭公諫錄》卷五)再次表達了對這位諫臣的懷念和哀思。正是由於唐太宗的賢明和勵精圖治，以及以魏徵為代表的一批臣僚的鼎力相助，唐朝貞觀年間出現了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生產迅速恢復，經濟持續發展的興盛局面，而被史家譽為“貞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