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20年代以來，甘地之名在中國很響亮。據統計，從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出版有關甘地及其主義的書籍達27種，僅羅曼·羅蘭的甘地傳記就有三個譯本，而甘地的自傳則有四個譯本。當時的《東方雜誌》刊登有關文章不下六七十篇，並一度闢有《甘地與新印度》的專欄；1948年當甘地遭暗殺後，又有紀念文章13篇。
甘地在中國有如此大的影響，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民對友好鄰邦印度始終懷有深情。而他對中國也給予極大的同情和聲援，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 1937年4月14日，泰戈爾創辦的國際大學舉行中國學院成立典禮，甘地得知消息，提前給泰戈爾寫信表示祝賀：“願中國學院作為印中結合的象徵。”同時他還給在國際學院工作的譚雲山寫信：“是的，我們確實需要促進中印兩國人民的文化聯繫。你們的努力誠可欽佩。”7月，當抗日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印度時，他說：“中國已經在抵抗日本侵略者了。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因為真理在你們一邊！”對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的行徑，甘地曾在各種場合多次予以譴責。
1920年，印度國大黨採納了甘地的“非暴力”和“不合作”的反英鬥爭策略。當年12月，“不合作運動”開始。這一運動引起了中國思想界的密切關注，各報刊連續登載有關消息和評論。自1920年至1926年，僅《東方雜誌》發表的有關文章即約30篇。這一時期的文章如《印度民族運動領袖甘尼地》，不僅介紹了甘地其人，還刊登了他的頭像。文章指出，甘地是印度自治運動的中樞，是不合作運動的首創者；他篤信宗教，主張愛國主義；他蔑視富貴和安樂，一意行善，不畏強暴；他深得印度民眾敬佩，使英國當局懼怕。 《印度自治運動》一文又說：“甘氏為一急進派。而亦理想家，主張印度不僅自治而且獨立。”從1921年開始到1925年，在我國的思想界展開了一場關於甘地和甘地主義的大論爭。許多人在《東方雜誌》、《嚮導》、《新建設》、、《前鋒》、《中國青年》、《國聞周報》等報刊上發表意見，有些意見是十分尖銳和對立的。這場激烈的論爭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革命派十分關心印度的前途，十分重視印度獨立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爭論中的各種意見儘管分歧很大，但都希望印度的運動能順利發展並取得成功。
1929年12月，印度國大黨通過了關於開展第二次不合作運動的決定。 1934年5月，第二次不合作運動失敗。對於甘地領導的第二次不合作運動，《東方雜誌》亦有強烈反響，自1929—1932年，發表評論、通訊等文章有二三十篇，這一階段發表的文章具有三個特點：一、鮮明而又理性地支持並贊同印度民族運動。二、研究比較深入，論析接近本質。三、受共產國際的影響，批判甘地“右派”立場的傾向明顯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