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熟悉最愛戴的印度朋友。他早在1881年20歲的時候就很關心中國問題，曾寫過一篇激烈譴責英國人到中國販賣鴉片的文章，叫做《在中國的死亡的貿易》，說：“這種貿易和積累財富的方法，只有用客氣的口氣才能叫做貿易。它簡直就是強盜行為。”1916年，他於訪日途中駐足新加坡，見到中國的碼頭工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蘊藏著的整個中國的巨大力量”。他寫道：“中國這種巨大的力量，一旦能夠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運行，那就是說，掌握現代科學，那時候在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攔它的前進。”他對中國懷有極深的感情，在各種書籍文章中時常談論中國。而中國方面，自1915年開始介紹他的作品，至今不斷，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極大。 1924年4月12日—5月30日，他在中國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漢口等地訪問，引起中國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藝界的高度重視，報刊上大量發表消息和評論。他所到之處，必作演講。演講中則必稱中印友好。他說：“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故鄉一樣！”“我可以這樣說，印度感覺到同中國是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的兄弟。”“我想繼續印度以前到中國來的大師所未盡的事業。”“我們永遠也忘不掉在古老的年代裡建立起來的關係。”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泰戈爾對日本原有的期望破滅了，9月21日，他復電蔡元培說：“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們國家。”10月11日，他在報上發表文章，譴責日本轟炸中國城市，支持印度抵制日貨的運動。 1938年1月9日，印度人民舉辦支援中國日。 6月，泰戈爾發表《致中國人民書》；9月，他連寫兩封義正辭嚴的信痛斥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說：“中國是征服不了的，她的文明有無窮無盡的潛力，她的人民不顧一切地忠於國家，空前地團結了起來，正為那個國家創造著一個新的世紀。”
泰戈爾為中印文化交流做了許多事。這裡重點談談他的訪華和他對中國文學界的影響。
泰戈爾於19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20世紀初進入黃金時代。 1912年，由詩人自譯為英文的轟動歐洲，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對此，我國文學界立即作出反響，1913年《東方雜誌》第10卷第4號上刊登出錢智修的文章《台莪爾氏之人生觀》，這是我國最早介紹泰戈爾生平和思想的文章。 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青年雜誌》第1卷第2期上譯介了泰戈爾詩4首，這是我國對泰戈爾著作的最早譯介。 1917年，《婦女雜誌》第3卷第6—9期上連載了天風、無我譯的三篇小說。 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期上刊出劉半農譯的泰戈爾詩二首。 1920年以後，泰戈爾的詩歌、小說、戲劇、論文、書信、講演、自傳等被大量譯介過來。當時登載泰戈爾著作的雜誌約有30餘種。譯者主要有：鄭振鐸、趙景深、施蜇存、劉大白、葉紹鈞、沈澤民、沈雁冰、許地山、徐志摩、瞿世英等。從1920年至1925年，泰戈爾的主要著作幾乎都有了中譯本。有些重要著作甚至有五種以上的譯本。我國評論家寫的介紹泰戈爾生平、思想的文章和評論等也很多。
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和文壇上之所以出現這股“泰戈爾熱”，主要是由外部世界和中國國情決定的，其直接的原因則是他於1924年來華訪問。在其來華之前，他曾到歐洲和日本訪問過，並萌生了訪華的想法。 1923年，他先派恩厚之來華聯繫，得到中國學界的熱情邀請。於是，當年的《小說月報》於9、10月刊出“泰戈爾專號”(上、下)，刊載了他的一些作品，並登出了10餘篇歡迎和介紹性文章。其文章有鄭振鐸的《歡迎泰戈爾》、《泰戈爾傳》、《關於泰戈爾研究的四部書》、徐志摩的、《泰戈爾來華》、《泰戈爾來華的確期》、王統照的《泰戈爾的思想及其詩歌的表象》、周越然的《給我力量》、得一的《泰戈爾的家乘》、樊仲雲的《音樂家的泰戈爾》、徐調孚的《泰戈爾的重要著作介紹》等。 1924年4月8日，泰戈爾乘船抵達香港，孫中山派專使帶去其歡迎信。 12日，船抵上海，受到文學研究會等團體的歡迎，前來歡迎的還有鄭振鐸、瞿世英、徐志摩等若干社會名流。 《小說月報》專闢《歡迎泰戈爾臨時增刊》。他在中國逗留近50天，去過七個城市，會見了許多人，其中有溥儀、梁啟超、胡適、沈鈞儒、梅蘭芳、汪大燮、熊希齡、范源廉、張逢春、楊丙辰、梁漱溟、林長民、張相文、梁思成等。泰戈爾於5月30日離華赴日。
泰戈爾這次來華在中國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場爭論。當時中國正處在軍閥混戰時期，帝國主義趁機擴張在華勢力；孫中山在南方改組國民黨，提出“三大政策”，準備北伐；泰戈爾對此不了解，講話中對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突出不夠，再加上一些人的利用，於是引起爭論；當時的一些進步人物(如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沈雁冰等)主要對泰戈爾提倡東方精神文明，反對西方物質文明不贊同，因而提出質疑和批評。但總的說，泰戈爾這次來華對我國文學界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對我國現代作家，如郭沫若、謝冰心、鄭振鐸、王統照、徐志摩等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
在20年代的泰戈爾熱之後，30和40年代仍有泰戈爾作品的譯介，有的是重譯，有的是新譯，有的是再版。到50年代，由於中印關係的密切，譯介泰戈爾作品之風再度興起；80年代改革開放，國人又掀起了一個研究泰戈爾的熱潮。這些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