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領袖中，孫中山和章太炎是最關心和了解印度問題並與印度革命者頗有交往的二人。孫中山有若干文字談論印度問題。如《中國存亡問題》中，他說：“印度之經營，乃自一公司始，資本裁七萬鎊耳。中間有葡萄牙之先進，复遇法、荷之東印度與為競爭。適印度小國互相攻擊，而皆借助於外人。克雷夫，印度公司中一書記也，憑其智力，扇構印度諸王，假以資糧器械，已則乘之收其實權。”“英之所以為帝國者，在印度不在英倫”；“英國經濟之基礎，即其國家之命脈，在於印度”；“英國若無印度，即不成為帝國矣”，“大英帝國亦惟有瓦解而已。”時至今日，事實證明了孫中山先生的預言。
1905年，孫中山自歐洲赴日本，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其時，印度留日學生越來越多，並有一些革命者前往。 “孫逸仙能把出現在遠東許多國家裡面的問題綜合起來加以研究，這些問題都有許多共同點，孫逸仙因此成了一群來自朝鮮、中國、日本、印度、泰國、菲律賓的青年學生的熱情鼓動者之一。”辛亥革命後，印度志士仁人給孫中山以很高評價，國大黨領袖奧羅賓多·高士和其後的國大黨領袖甘地都把孫中山看作是現代中國的締造者，把他比作印度的提拉克。
當時印度的秘密革命組織中流傳著這位偉大的中國領導人的許多事蹟。 1911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時，會見了印度革命家哈爾·達雅爾。後者於1913年在舊金山成立卡德爾黨，旨在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同年該黨在薩克拉門托舉行會議，會議廳裡懸掛的世界偉人肖像中，有中國的孫中山、蘇聯的列寧、意大利的馬志尼和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領袖章西女王、唐地亞·托比等。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即東渡日本，1916年回國。在此期間，又有不少印度革命者與他接觸。如，著名革命家拉·比·鮑斯等，都與孫中山有著深厚的友誼。特別是鮑斯，在遭英印政府通緝時逃亡日本，曾得孫中山鼎力相助。他於《革命之印度》一書中憶道：“餘抵日後，得與同是亡命於日本之孫文氏訂交，荷孫氏之援助，殊非鮮少。當時孫氏對余之安全問題非常焦慮，蓋英國政府對余早經懸紅購緝，印度之車站警署，均有餘之照片標貼示眾，餘之行踪若一旦為英政府所探知，則必向日政府要求過渡故也。”此後，孫中山回國，因忙於國內事務，沒有再與印度友人聯絡。但他對印度的關注卻始終未曾減少。
1921年，他在講演中說：“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為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頗有進步，未必終為英國所屈也。”此外，他還在各種場合的演講中經常提到印度，讚揚印度的覺悟和獨立運動的發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洋洋得意，勢力顯赫，但孫中山卻指出：“現時像埃及、印度這樣的國家，處於英國人大武力壓制之下，所以一時不能成功。假若英國一時衰弱了，埃及、印度不要等五年，他們馬上就要推翻英國政府，來恢復自己的獨立地位。”這一預言同樣為歷史所證實。 1923年，他寫道：“受屈人民當聯合受屈人民以排橫暴”，“在亞洲，則印度、支那為受屈者之中堅”。 1924年，泰戈爾來華，孫中山寫信給他說：“我極為希望在您抵華時，能獲得親自迎接您的特殊榮幸。向學者表示敬意乃是我們的古老風尚。但我將歡迎的您，不僅是一個曾為印度文學增添光輝的作家，而且還是一個在辛勤耕耘的土地上播下了人類未來福利和精神成就的種子的傑出勞動者。”1925年，孫中山與世長辭。 1927年，國民黨和廣東革命政府的代表利用布魯塞爾世界被壓迫民族大會之機與尼赫魯接觸，以兩國民族主義力量的名義發表中印聯合宣言，實現了孫中山生前遺願。 1929年，國大黨工作委員會通過決議，派代表參加孫中山的葬禮。國大黨領導人奇·達斯曾在悼文中讚揚他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也是“亞洲人民之精神領袖”。
章太炎早在1902年旅日時即與印度志士交往，研討兩國前途，印度友人曾對章太炎說：“諸君來此勉自修學，吾國長已矣，貴國則尚可圖也。”1906年他再度赴日，與印度志士結交更廣更深，其中有釋迦氏、帶氏、缽邏罕、保什(即前文的鮑斯)等。此時他出任《民報》主編，時常著文介紹和評論印度問題。當時他提出中印聯合的主張，寫出《支那、印度聯合法》、《答祜民書》兩篇文章。 1907至1908年，又寫出《印度中興之望》、《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印度獨立方法》等文章。僅1908年6—10月間，《民報》轉載印度報刊文章和傳單達18篇，章太炎的目的是“使漢族同志得以參觀，亦令梵種義聲暴著海內”。他在《印度中興之望》中說：“東方文明之國，犖犖大者，獨印度與中國耳。言其親也，則如肺腑；察其勢也，則若輔車。不相互抱持而起，終無以屏蔽亞洲。”1907年4月，中印革命者在東京帶頭創立亞洲和親會，與會的中國人有章太炎、張繼、劉師培、何震、蘇曼殊、陶冶公、陳獨秀、呂公俠等，印度人有缽鑼罕、保什、帶氏等，此外尚有日本、越南、緬甸、菲律賓、馬來亞、朝鮮等國志士。章太炎親自為和親會撰寫了《亞洲和親會約章》，樹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互相扶持，使各國獨立”的旗幟。
章太炎與《民報》在近現代中印思想交流中起過重要作用。這是一種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的作用。如果說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前對印度的有關論述還只限於對印度國情的介紹，把印度國情作為一種前車之鑑用以警示皇帝和國人，那麼，章太炎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不久與印度友人的接觸交往，以及在《民報》上連篇累牘地翻譯印度的文章和發表印度問題的評論，則不僅是對印度國情的單方面介紹，而且是實實在在的思想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