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發生於1898年，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等。康有為很早就關心印度問題，他在其自編年譜“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條下寫道：“早歲讀宋元明學案、《朱子語類》，於海幢華林讀佛典頗多，上自婆羅門，旁收四教，並為算學，涉獵西學書。”其後，於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著《婆羅門教考》。在戊戌變法之前，他在《京師強學會序》和《保國會序》等文中曾反復強調，中國要以印度為前車之鑑，儘早實行變法，以免亡國。梁啟超也在中說：“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康有為又多次上書光緒，分析印度亡國的原因。 1895年5月，他在《上清帝第二書》中說：“才智之士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經康有為等人的不懈努力，光緒帝變法維新，但由於西後為首的保守派勢力強大，變法失敗。康、梁二人流亡海外。 1901年，梁啟超發表《滅國新法論》，指出，印度亡國乃因英人之“滅國新法”，“英人之滅印度，非以英國之力滅之，而以印度之力滅之也。”“蓋當其侵略之始，攻印度人者印度人也，當其戡定之後，監印度人者印度人也。”在同年發表的《瓜分危言》中再度告誡國人，要“視印度及諸亡朝之覆轍”，防止列強“以支那人伐支那人”。同年，康有為避禍檳榔嶼，10月底，乘桴浮於海，前往他嚮往已久的印度。
1901年11月初，康有為抵達印度加爾各答，月底，居住於印度東北避暑勝地大吉嶺。他在印度居住達一年半，周遊各地，並寫下《印度遊記》和《須彌雪亭詩集》，著名的《大同書》也在此期間整理完畢。他在《印度遊記·序》中說：“中國人之遊印度者，自秦景、法顯、三藏、惠雲而後千年，至吾為第五人矣。”他對中印文化交流的掌故似乎不大清楚，加之無資料可查，文中難免有與史實相參差處。但卻可以看出，他以“第五人”自居，是懷著一種沉重的歷史使命感去周遊印度的。
《印度遊記·序》中說：“今則海道大通，自粵來卡拉吉打(加爾各答)者，月有汽船六艘，海波不興，如枕上過。粵之木工、履工集於印者數千人。吏於衛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歲月相望，視如門戶，然而無一人記印度之教俗、文字、宮室、器用，發其祖父子孫，鏡其得失別派，以資國人之考鏡採擇，以增益於我文明。”這說明，至少在1901年前後，廣東已有定期直駛印度的客輪。當時有數千名廣東打工者聚集在那裡。可知，印度的許多華僑，大約多在這一時期流入。另外，在西藏作官和經商的人，也常常以加爾各答為中轉站。
1909年6月，康有為游錫蘭。 9月，再次遊印度，並賦詩：“匪兕虎耶遊曠野，又何沙矣再西遊。莊嚴淨土成淫祀，勝會靈山今冷秋。全印無僧無佛法，有生盡劫盡離憂。本來不作生天想，為拯斯人甘獄囚。”這裡，他再次流露出對中國、對印度現實的不滿和悲痛，並流露出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使命感。他一生不忘以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教訓儆戒國人，《大同書》開卷即曰：“康有為生於大地之上，為英帝印度之歲。”直到1921年，在他致趙恆惕的文中還說：“吾國人寡至印度，不知印度之所以亡，而不戒也……中國既有軍閥專制，則只有割據之軍治，而民治無自而生，故軍閥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諸公未至印度，不知印度以分裂內爭，自亡其國百年之慘也。吾遍遊五印度，居之十五月，乃粗知之也。印人苦難萬千，不能一二數也。公等必欲舉吾中國萬里之土，四萬萬之民，投而為奴，使從印度之後，聽人魚肉，則日倡聯省自治之說可也。”從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康有為以愛國之心兼顧印度，對印度人民受英國人統治和剝削的處境是非常同情的。這代表了當時中國人民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