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自海路來華的印度僧人，如《宋史·外國傳六》曰：“至道二年八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至道二年是公元996年。當時南天竺的使者和僧人來華一般都取水路。 《佛祖統紀》卷四四記：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注輦國即南印度的朱羅(梵文作Cola)，玄奘《大唐西域記》作珠利耶(Colya)，本為一古國，宋初發展成南印度的一個強大國家。 《宋史·外國傳五》記大中祥符八年事甚詳，且有其國王羅茶羅乍所上表文，從表文可知，南印度人得知宋朝消息，也是由海路商人傳遞的。這三條材料都說明，北宋時期，中印間的海上交通是很發達的，而且來往也很多，最多的是商業往來，同時也有僧人和政府使者在活動。除此以外，《宋史·外國傳》還記載了南印度和北印度多次派使者來華的事件。使者們往往都帶有“進貢”的禮物。這些禮物都是印度的特產，如珍珠、象牙、藥物和香料等。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有些使者可能是商人冒充的，其禮物不過是貿易用的貨物。他們到中國來，把這些禮物送給中國朝廷，同時也得到皇帝的“賞賜”，這就等於進行了一次貿易活動。
宋人趙汝適《諸蕃志》卷上說：“雍熙間，有僧羅護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國人。番商以其胡僧，競持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剎於泉之城南，今寶林院是也。”這一記載告訴我們，在984—987年間，有印度和尚來華，受到人們的優待。他得到商人們的慷慨布施，有足夠的財力建立寺院。其地點在泉州。這說明，泉州在北宋時代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港口，那裡聚集了許多外國商人，其中自然少不了印度商人。那裡還有印度來的僧人在建寺傳播佛教。可見，它既是商業中心，又是宗教活動的中心。當然也就成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和橋頭堡。
宋時，在南印度西海岸南端，有一個叫故臨(Kaulam，今作Quilon，奎隆)的地方，也與中國有密切的海上交通。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記載說：“故臨國與大食相邇。廣舶四十日到藍裡住冬，次年再發舶，約一月始達。”“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由此可知，當時的南印度還是中國商人與阿拉伯諸國貿易的中間站。另外，《諸蕃志》所記南毗國(印度西南沿海一帶)、細蘭國(即錫蘭，今斯里蘭卡)、晏陀蠻國(安達曼群島)等地，似亦與中國有貿易往來或誤航而至者。
總之，由於宋時西北地區經常為西夏等民族控制，雖然也有人從那邊過來，但交通困難，於是，宋人只好通過海上與印度人打交道。宋時沿海有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大港，外商雲集。而這一時期去印度的中國商人也數量可觀。
與印度僧人在泉州建寺相對應的是，中國商人在印度建塔。
據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土塔》記載，當時南印度有一座中國人建的土磚塔，“高數丈”。塔上還有漢字“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咸淳三年是公元1267年，已經到了南宋末期。這說明，一直到南宋晚期，中國到印度去的商人仍然不少。中國人之所以在那裡建塔，很可能是出於禮佛的需要，是商人們祈求佛的保佑。宋朝人所建的塔“高數丈”，這說明，此塔是中國式的，是宋人把中國的建塔風格和建築技藝帶到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