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和五代的一個半世紀裡，印度僧人來華較少，但不能說沒有。到北宋早期，據《佛祖統紀》的記載，從太祖開寶五年(公元972年)到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80餘年時間裡，又有一批印度僧人來華譯經傳道。
這一時期，中國漢地僧人赴西天取經的運動也出現了迴光返照現象。據《佛祖統紀》卷四三，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曾下詔募集往西天求法的人，應詔者157人。於是，政府就組織這些人到印度去。這種由皇帝倡議、官方組織的龐大求法團，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出現，同時也是最後一次。但《宋史·外國傳六》“天竺國”條的記載與此不同：“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裡，一一能記。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這裡說的是先有道圓去西天取經並成功返回，這件事再一次激發了僧人們的求法熱情，於是產生了僧人們自發的行動，經皇帝許可，才得以成行。范成大《吳船錄》則寫道：“繼業三藏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其中年份與人數都同前二書所記有異，但“詔”和“遣”字則證明，《佛祖統紀》的記載是可靠的。
《吳船錄》將繼業在西域的行程記錄下來，使後人得知當年那個龐大僧團中某些人的活動路線。繼業於開寶九年(公元976年)回國，還有人回來得更晚。但不管怎樣，宋代的這次大規模求法行動基本上是成功了。宋代求法運動中還有一情況值得注意，即有二次乃至三次前往西天者，如《佛祖統紀》卷四三所記的法遇、卷四五所記的懷問。這說明當時的交通比較便利。但是，由於11世紀時穆斯林已進入印度，印度佛教已瀕於滅絕，所以到宋仁宗時代(公元1023—1063年)，中國漢地僧人到印度去取經的事便停止了。
這裡必須說明，中國漢地僧人的求法運動雖然停止，但在中國的西藏地區，求法活動仍在繼續。還必須說明，漢地求法運動雖然結束，但中印文化交流並沒有中斷，中印海上的交通和貿易還在進行。
宋代以來，由於中國的佛教仍然在發展，佛教的一些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表現在思想界，便是宋明理學思潮興起和演進過程中對佛教思想的吸收和融合。表現在民間，便是民眾信仰習俗、歲時節日、婚喪嫁娶等各方面都有佛教的深深烙印。表現在文學上，便是宋代誌怪和傳奇小說、元明雜劇、宋元話本、明代白話小說對佛教倫理道德觀的融會貫通，以及對求法運動的懷念與演義。表現在藝術上，便是對原有石窟寺的繼續開鑿、繪畫中繼續保留大量的佛教題材。佛教，再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國的佛教，中國的佛教文化已成為中國文化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些，追根溯源，都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