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人對語言學知識十分重視。他們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所以他們很早就注重語音的研究，在公元前就出現了語法書，也出現了相當科學的字母表。與印度不同，由於文字的特點不同，中國古人對於文字學很有研究，但對語法、語音的研究卻不充分。所以，中國的音韻學和語法學產生得比較晚。
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在語言學方面對中國有所促進，特別是在音韻學、語法學、字典學方面，對中國的影響較大。在漢譯佛經中，在一些去印度取經的僧人著作中，都有印度的語言學知識介紹到中國來。不過，印度古代文法學沒有促成中國漢語語法學體系的建立，但卻促成了中國音韻學的產生和發展。在這一點上，歷代許多學者雖然有所爭議，但多數學者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四說：“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鄭樵《通志》卷三五《論華梵下》雲：“華人苦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卷六四《蕃書》又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言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這裡，所謂的“切韻”，指的就是音韻學，而古人把漢字特有的拼音和注音方法叫做“反切”；“十四字”，是指印度梵文的14個元音字母。以上三段話的意思是說，自佛教傳入以後，印度的語言學影響了中國，到南北朝時代沈約確定四聲，中國才開始有了音韻學，並逐漸發展，越來越精密；中國人對辨別語音不擅長，所以漢代以前都不懂音韻學，音韻學實際上是從西域傳來的，之所以佛教徒往往都懂得拼音表，而儒家的讀書人卻不知道究竟，是因為音韻學的發源地在西域(指印度)；中國的音韻學起源於西域(指印度)，過去說印度語言以14個元音字母貫穿一切音節，文字簡略，而組成的詞彙很多，但對於中國來說，這還不足以產生真正的音韻學，直到後來有了36個字母，才建立起真正有系統的音韻學。對於這些話，近代以來的學者們雖然有各種不同看法，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國音韻學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項成果。
“字母”這個名稱，最早出現於晉宋間的佛經翻譯中，現存唐代沙門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中也有關於字母的記載。這說明，字母的出現與梵文傳播有直接的關係。在敦煌發現的文獻中，有唐人所寫《歸三十字母例》和《守溫韻學殘卷》兩份材料，前者所列的30個字母為：端、透、定、泥、審、穿、禪、日、心、邪、照、精、清、從、喻、見、蹊、群、疑、曉、匣、影、知、徹、澄、來、不、芳、並、明。後者所列字母也是30個，與上述全同，並將30個字母分為“唇、舌、牙、齒、喉”五類，舌音又分“舌頭音”和“舌上音”，齒音又分“齒頭音”和“正齒音”，喉音又分輕濁二種。這就證明了沈括《夢溪筆談》裡的話，晉宋以後，由於梵文的影響，音韻學的發展已日趨精密。到唐代，對漢語音節中聲母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的認識已經相當明確了，所以才會有守溫三十字母的出現。
儘管我們對守溫和尚的生平事蹟並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五代時人，但字母的出現，的確影響很大，它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簡化和規範聲母的思路。正因為如此，後來才出現了所謂“字母詩”，如明代《韻略易通》中著名的《早梅詩》等，成為中國音韻學的新的發展階段。 《早梅詩》是這樣的：“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僅有20個字，便於記憶，但卻沒有把發音部位相同的字母列在一起，仍有欠科學。其後的《五方元音》以名詞作字母名稱，並註意了發音部位的歸類：“梆匏木風，鬥土鳥雷，竹蟲石日，剪鵲絲雲，金橋火蛙。”這就與現代漢語拼音的聲母B、P、M、F、D、T、N、L等十分接近了。由此可見，從三十字母到現代漢語拼音聲母表，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發展過程，而印度梵語的影響也可以說是極其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