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漢代以後又一個興盛的朝代，唐代的文學也發展到一個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印文化交流所發揮的作用。唐代的詩歌是最發達的，從這些詩歌中，我們發現，有一些大詩人與印度來的和尚有密切關係，他們經常寫一些贈送印度友人的詩。如李白的《僧伽歌》等，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唐代的小說也發展起來，除了一些志人和志怪小說以外，還出現了唐代傳奇這樣的優秀作品。志人與志怪小說中，有不少印度的影響因素，已不必說。新興起的傳奇小說中，也能夠看出印度影響的痕跡。如著名的《柳毅傳》就是其中之一。這篇小說講的是柳毅為龍女傳信，並與龍女結婚的故事。在唐代以前，這類龍王龍女故事就已經產生，唐代則更為生動，更具有文學色彩。除了《柳毅傳》以外，唐代的龍王龍女傳奇還有《謫龍說》、《湘中怨》、《震澤龍女記》等，都有較高的藝術成就。有人會說，龍是中國傳統的東西，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怎麼能說它與印度有關呢？問題就在這裡。龍的確是中國傳統的東西，中國先民從上古時候起就崇拜龍，神化龍。但我們還必須注意，印度古代也有龍的崇拜。佛經中也有許多關於龍的傳說，有“天龍八部”的說法。應當說，印度的龍實際上是蛇，梵文作naga，但由於與中國的龍有相似之處，佛經的翻譯家們就把它翻譯為龍。這樣，中國龍和印度龍的界限就被打破，印度龍也隨著佛經傳到了中國，並對中國龍發生影響。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的龍還沒有被人格化，也沒有出現人與龍王龍女的愛情故事。但在佛教文學傳入之後，情況就大變了。龍被人格化為龍王和龍女，而且還與人發生了感情，戀愛，結婚，生孩子。
在上文，我們提到過《靈鬼志》中“外國道人”的故事，那是一個從印度改編過來的故事，表現了一種中國人前所未聞的空間觀。到了唐代，印度人的這種空間觀又被進一步發揮，出現了《南柯太守傳》這樣的故事。它說一個人恍忽間進入了螞蟻洞裡，在螞蟻的王國里當官，並娶妻生子。這不僅體現了奇異的空間觀，而且還突破了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印度古代人的頭腦中，人與動物的界限不像中國古人那樣分明。在中國古人看來，人與禽獸之間的差別是巨大的，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他們有思想感情，有倫理道德觀念，如果說某某人像禽獸或者是禽獸，那是不折不扣的罵人話。但在印度古代，人與禽獸的界限就不那麼分明。因為印度人相信輪迴，相信人的靈魂可以到任何軀體中，可以生為人形，也可以生為禽獸形。如佛本生故事中，佛的前身就曾經是各種動物，而這些動物又是有思想感情、有倫理道德觀念的，幾乎與人沒有兩樣。印度古代人之所以這樣抹殺人與動物的界限，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生命的輪迴，相信靈魂在本質上是同等的，相信所有的靈魂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因此，印度上古時代的動物寓言很多，其中的動物都會思考問題，都會像人一樣處理問題。而中國先秦的寓言中，就沒有這樣的情形，只有狐假虎威的故事算是多少沾點邊。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志怪小說興起，其中人和動物的界限開始模糊，動物也開始說話，有了行為，但還是被人們看作“靈怪”。像《南柯太守傳》這樣，把人和螞蟻等同起來，也顯然與印度的影響有關。
另外，印度文學對唐代傳奇的影響還表現在唐傳奇的結構上。正如季羨林先生所指出的：“在形式方面的影響可以以王度的《古鏡記》為例加以說明。這一篇傳奇文結構形式很特別。它以一面古鏡為線索，為中心，敘述了幾個毫不相干的小故事，用古鏡貫穿起來。這種結構形式在印度古典文學頗為流行，比如流傳全世界的《五卷書》就是如此，漢譯的《六度集經》之類的書在結構方面也表現出了這個特點。”
唐代出現了一個新的文學體裁，叫做“變文”。儘管學者們對“變文”中的“變”字作過各種各樣的解釋，而且有多種分類，意見並不一致，但是，“變文”是在佛教影響下產生的，這一看法卻是一致的。
首先，因為唐代佛教十分發展，老百姓中信佛的人數要比以往更多。特別是經過各種社會變遷之後，人們在尋找精神上的寄託，佛教在這種情勢下更容易被普通群眾所接受。再加上封建統治階級的提倡，佛教更加普及。這就在民眾中產生了一種需要，需要用淺顯通俗的語言講解佛經的教義，用大家都感興趣的故事去引發深奧難解的理論。正是適應了這一需要，和尚們開始了“俗講”。變文就是在俗講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學體裁。
其次，變文的產生還和中國傳統的文學有關。變文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不是來自佛經的內容。我們知道，流傳並保存下來的變文中，有相當多是取材於佛經的。例如《目連變文》、《地獄變文》、《維摩詰經變文》等等。但還有一些取材於中國故事的變文，如《漢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等等。即便是取材於中國古代傳說故事的變文，也是因為受了佛教的影響而產生的。
根據我國學者張錫厚先生的意見，變文可以根據其內容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講唱佛經故事”的變文，一類是“以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和現實內容為根據而創作的變文”。他說，講唱佛經故事的變文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先引述一段經文，然後邊講邊唱，敷衍鋪陳。如《維摩詰經變文》、《阿彌陀經變文》、《妙法蓮華經變文》等都是直接宣講佛經經義，宣傳佛法無邊的。有人把它們稱作“講經文”。其中，《維摩詰經講經文》是唐代一部宏偉巨著，大約有30卷左右，今天能見到的還有15卷以上，完全是演繹《維摩詰經》。在講唱每節之前，先引經文一則，然後根據經文加以渲染，常常是一二十字的經文，被鋪陳為三五千字的長篇大幅；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語言來描寫相同的場景，想像十分豐富，寫法也很高明，令人耳目一新。另一種，是直接講唱佛經神變故事，本文前不引經文，而是依據佛經裡的一個故事，一個傳說，自由地抒寫闡揚，揮灑成篇。其中某些作品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故事情節、人物形像都很生動有趣。雖然主要目的不是為宗教服務，但思想內容仍受經義佛理的限制，如《降魔變文》、《目連救母變文》等，都是宣傳因果報應、地獄輪迴的作品。 《降魔變文》出自《賢愚經》，是一篇較好的作品，特別是描寫佛弟子舍利弗與六師鬥法，極為精彩。這場鬥法變化萬千，奇象異景，別有洞天。舍利弗先後變成金剛、獅子和鳥王，戰敗六師幻化的寶山、水牛和毒龍。作者以驚人的想像、奇特的構想、絢麗的文字，描繪出千匯萬狀的場景，是那樣的驚心動魄。 《目連救母變文》出於《佛說盂蘭盆經》。這篇變文敘述佛弟子目連歷盡千辛萬苦救母出地獄的故事。目連的母親青提夫人，由於不信佛，被墮入地獄。這時，得證善果的目連便藉佛力，遍歷地獄，訪求其母。最後在如來的幫助下，其母才得脫離苦海。變文在對佛法的頌揚聲中結束。作品描寫地獄的淒慘、刑罰的殘酷、獄卒的冷酷無情以及如來的佛力萬能，都是現實社會的曲折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對現實的批判意義。
變文采取了韻文和散文相間使用的文體，這一文體也是受了佛經的影響。關於這一點，許多學者都有同感。這裡就不具體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