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國時，中國已經有許多平民百姓信了佛教。佛教文化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撞擊中逐步在中國站穩了腳跟。於是，印度佛教徒來華傳教的第一個高潮便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據《高僧傳》記載，這一時期來華的印度僧人有三四十人之多。至於那些沒有記載的，或者已經隨祖輩移民到中國內地及今天新疆一帶的僧人就更多了。這些僧人來華，不僅翻譯佛經、宣傳佛法，而且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具備多方面的知識，如天文、曆算、醫藥、建築、繪畫、雕塑等等，他們也把這些知識帶進中國，並傳授開來。
印度僧人的大量來華說明，中華民族正以其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和吸納力接受和消化著來自南亞的佛教文化。
也就在這一時期，中國也開始有人西行求法。這些人西行求法與漢代皇帝派人到西域求法的性質不同。他們完全是出於信仰，是先信了佛教而後去取經的；他們的行為完全是自發的，沒有皇帝的支持，也極少有地方政府的資助，自然要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裡只介紹兩名西行求法者，朱士行和竺法護。
朱士行，穎川(今河南禹縣)人，少年時代就顯得很不平凡，長大出家，專門從事佛教經典的研究。當時有一部《道行經》，是漢代來華僧人竺佛朔翻譯的，文字比較簡略，文意也不完整。朱士行在洛陽時曾給弟子們講解這部經，總覺得其中所說的道理不夠清楚和完善。他認為，這部經書是大乘佛教的要典，對於屬於大乘學派的中國信徒來說非常重要，如果這樣一部經書翻譯得不理想，不周全，顯然是不能容忍的。於是，他便決心西行尋求原本，哪怕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動身西行，穿過了大戈壁，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了于闐(今新疆和田一帶)。這裡由於離印度比較近，當時有許多印度移民居住，而且佛教十分流行。朱士行在這裡找到了《道行經》的梵文正本，共有90章。於是他決定先派弟子把這部梵文佛經送回內地，而自己繼續留在那裡研究佛經。據傳說，就在他的弟子要送走《道行經》的時候，卻出現了麻煩。當地的佛教徒多信奉小乘佛教，他們認為，這部經不是佛教的正宗典籍，而是婆羅門教的典籍。他們趁機對于闐王說：“漢地來的和尚要把這部婆羅門教的書送到漢地，這是以邪書擾亂正典。大王是這裡的統治者，如果不加以禁止，將會使漢地佛教徒變得盲目，從而斷送漢地的佛法，到那時，大王的罪過可就大了。”于闐王果然聽信了他們的話，禁止朱士行把這部經送走。朱士行特別痛心，便要求于闐王作燒經試驗，于闐王同意。王宮大殿前點起了火，朱士行面對火堆發出誓願：“如果佛法應當流傳於漢地，這部經書就應當不被燒毀；如果命中註定要被燒毀，那也是沒有辦法的。”說罷，他把經書投入火中。這時，奇蹟出現了，火突然滅了，經書完好無損。在場的人無不驚奇萬分，都認為朱士行感動了天神。 《道行經》終於被送到內地，並由當時已僑居河南的印度人竺叔蘭和西域來的僧人無羅叉譯為漢文。而朱士行則一直留居于闐，活到80歲去世。 (以上據《高僧傳》卷四《朱士行傳》)
朱士行“燒經”的故事顯然是虛構的，他事實上也沒有到達印度。但他的行動卻是很有意義的。首先，他是第一個親自去西域取經的中國僧人，具有先驅者的意義，從他開始，一個西天取經的高潮逐漸形成。其次，他所送回的經書對大乘佛教在中國內地的傳播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這無疑也是對中印文化交流的貢獻。
竺法護，祖先是月氏人，本姓支，世代居住在敦煌郡。八歲出家，跟隨“外國沙門”竺高座學習佛經，便改為姓竺。他天性聰慧，又刻苦好學，在遍訪名師之後，進步很快。在西晉武帝時期(公元265—290年)，長安的佛教雖然已相當繁榮，但佛經還是不夠齊全，這就使竺法護下定決心去西域尋求佛經。於是他跟隨師父到西域去，遊歷了西域諸國，學習了36種西域的語言和文字，搜羅了許多佛經。在多年以後，他帶著165部佛經梵本回國。他先到敦煌，又到長安，不管在哪裡，始終孜孜不倦地翻譯佛經。他在長安一帶還廣收門徒，當時有數千人都奉他為宗師。後來，由於長安一帶發生戰亂，他又帶領門徒向東遷移，78歲逝世於澠〔mian免〕池。 (以上據《高僧傳》卷一《竺法護傳》)
歷史文獻中雖然沒有明確說竺法護是否到過天竺(古代印度)，但他的啟蒙老師“外國沙門”竺高座有可能是個天竺人，他所遊歷的西域諸國也必然包括天竺，他所學的36種語言文字中也必然包含梵文等古印度語文。可以說，他比朱士行還進了一步，不僅到了天竺，而且還懂得天竺語文，能夠親自翻譯佛經。因此，他對中國古代的翻譯學、語言學，尤其是佛學，有很大貢獻，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