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關於客家民系形成的時代，學術界眾說紛紜。其中，主要有下列六種說法：
(1)房學嘉的“秦至南朝”說；
(2)吳炳奎的“南朝”說；
(3)羅香林、陳運棟的“五代至宋初”說；
(4)吳福文的“唐末至北宋”說；
(5)李默、張溥祥的“明正德年間以後”說；
(6)劉佐泉的“清朝”說。
判斷一個民族或民系的形成，應以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質等四大要素為其標誌。
首先，從共同的居住地域來看，目前客家人主要聚居在贛南、閩西和粵東、粵北地區，這一帶集中了全部“純客住縣”，人口約為國內客家人的60%左右。
這一塊客家聚居區是在中華民族歷次大遷徙中逐步形成的。西晉末年的第一次大遷徙，百萬漢人南遷，主要居住在長江中下游的安徽和江西北部，只有一部分進入贛南；遷入閩西的更是少數。據載，直至唐開元年間(公元712—741年)，開發較早、交通較為便利的贛南，已有37600戶，而此時閩西、粵東一帶，仍是山高林密、交通閉塞之地，當時閩西汀州僅有4680戶，而粵東梅州的戶籍統計尚缺。
唐代末年的第二次大遷徙，大部分南遷漢人進入贛南、閩西定居，後來還有一部分人從贛南進入粵東、粵北。據載，粵東梅州在北宋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4年)為1577戶，到宋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68—1077年)已增至12390戶。同樣，元豐年間贛南戶數已增至133899戶，閩西汀州增至81454戶。在北宋時期，在贛南、閩西和粵東一帶的客家聚居區已初具規模了。
南宋後期的第三次大遷徙，中原百姓渡江南遷，漸次進入江、浙、贛、閩諸省。而早年遷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漢人，則再次南遷。他們有的沿東路從浙江、福建進入粵東梅州地區。也有的沿西路從江西北部進入贛南再遷至粵北和惠州地區。這時，廣東的客家人口迅速增長，而且，除了平民百姓還有不少文人墨客和官宦人家，他們帶來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先進文化，提高了客家地區的人口素質。這時，贛南、閩西和粵東、粵北成了客家人口集中的聚居區。換句話說，在南宋後期，以閩、粵、贛交界處為中心的客家人共同地域已經初步形成了。
客家話是客家人的共同語言，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標誌。正如前面所述，客家話是操北方漢語的中原漢人，在遷入閩、粵、贛交界地區後，與操古畬語的畬民等，在長期雜居共處中相互吸收、融合，而在南宋時期基本形成的。
在共同經濟、文化方面，宋代隨著客家聚居區和客家話的形成，在當時這塊相對和平安寧的山區裡，經過客家人的艱苦奮鬥，發展了墾植農業，促進了稻作生產的進步。同時，其他物質生產也有了發展，例如製瓷技藝大大提高了，採礦業發展了，也開始出現了反映這一生產水平和居住文化的贛南方樓、閩西土樓。
與此同時，隨著大批官紳和文人墨客遷入客家住地，他們創辦府學、縣學和書院，講學立說，培養人才，大大促進了這裡的文化教育的發展。例如贛南的周敦頤和程顥、程頤以及後來的朱熹，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學家，史稱“程朱學派”，對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形成，深有影響。此後，閩西和粵北、粵東的文化教育有了較快的發展，科舉名額大增。例如，廣東蕉嶺縣藍坊鄉是偏僻山鄉，但鄉人藍奎在宋代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考取進士，首開梅州地區進士記錄，其文章氣節，朝野欽崇。他去世後，鄉人為紀念他而以其姓為鄉名。
在共同心理素質方面，客家人繼承了中原儒家文化，崇尚忠孝，崇文重教，追宗念祖等道德禮俗，世代相傳。同時，他們在長期的遷徙過程中，歷經艱辛和磨難，逐漸養成了勇往直前、奮發圖強、團結互助的精神。當他們在荒僻山區定居後，在創立家園的過程中，以及與南越、畬、瑤等民族的融合中，吸收了他們艱苦奮鬥、刻苦耐勞、勤儉節約等品德。從而形成今天稱之為“客家精神”的客家人的共同心理素質。
綜上所述，南宋時期，在贛南、閩西、粵東和粵北這塊客家聚居地域內，已初步形成一支同操客家話、有著共同物質文化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質的獨特的漢族民系客家人。
為此，有些客家學者提出，作為中國漢族五大民系之一的客家人的界定，應包括下列四個方面：
(1)他們是歷史上從中原地區輾轉南遷到贛南、閩西、粵東北交界區，或再從這些地區遷往海內外其他地區的漢族人；
(2)他們能講客家話；
(3)在衣食住行、人生禮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客家文化習俗；
(4)具有勇於開拓、奮發進取、刻苦耐勞、崇文重教、團結互助、思鄉念祖等客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