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四節開源節流思想

封建國家的財政需要，與人民群眾的負擔能力之間，經常處於矛盾之中。輕徭薄賦、無奪農時、平均負擔就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家們為解決這一矛盾而提出的一些重要主張。這些主張的著眼點，都在於限制國家對人民的搜刮。但限制對人民的搜利，就會減少國家的收入。如何既減輕對人民的稅收，又保證國家財政的富裕，中國賦稅思想史上的開源節流思想回答過這一問題。 早在春秋時期，孔丘的學生有若就曾勸告統治者，賦稅的徵收應該首先考慮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了，財源充足，君主就不會窮；百姓貧窮了，財源枯竭，君主也不會富。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因此，統治者應該實行富民政策，為國家培養賦稅的基礎。孟軻進一步指出，要使民富，主要靠兩條：一條是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即輕徭薄賦；另一條就是搞好農業生產。 “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商鞅進一步強調，農業是富國之本。農業生產發展了，百姓生產的粟帛增多了，國家財政就可以富足，農業生產搞不好，田地荒蕪，國家財政就會貧窮。戰國末年著名思想家荀況，則明確的提出了開源節流思想，他說：“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jiao叫，同“窖”〕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huang黃〕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荀子·富國》)。荀況所說的“田野縣鄙”，指農業生產。 “百姓時和，事業得敘”，指天時、地利、人和，農、工、商各業井然有序。 “垣窌倉廩”，是儲存糧食的倉庫。 “等賦府庫”，指國家按等徵賦及其所充實起來的國庫。荀況在這裡明確指出，農工商各業的發展，是財富的源泉，而賦稅及其所集中起來的收入，不過是財富的末流，要使國家財政收入充足，必須開源節流，即發展生產，節約支出。

荀況指出，財富是百姓的勞動創造的。要發展生產，必須愛護和善於使用民力。國家要盡量少徵發力役，不侵奪農時。百姓有餘力做的事，國家就興辦；沒有餘力做的，就停止。夏天應使百姓不受暑熱，冬天應使百姓不受凍寒，不能傷害百姓的勞動力。要興修水利，使用良種，改良工具，修治道路，以保證農、工、商各業都得到發展，從而開闢財源。要減輕百姓的賦稅，使百姓家有餘財，增加生產投資，從而增加土地的產出。荀況和其他很多思想家一樣，反對國家對百姓敲骨吸髓，竭澤而漁。認為竭澤而漁，國家的府庫雖然暫時充足了，但百姓卻窮了。百姓飢寒死亡，無法發展生產，這就從根本上破壞了財源。用這樣的方法充實起來的國庫，是不可能長久的。這就像一個容器“上溢而下漏”(《荀子·王制》)一樣，上面雖然裝得流淌了出來，但底卻漏了，所以整個容器裡的水很快就會空，它的充溢富足只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現象。

這種發展生產以開闢財源，從而增加國家賦稅收入的思想，為歷代進步思想家和理財家所繼承。北魏均田制的出發點，就是首先解決土地問題，使勞動者都能擁有土地這一最基本的農業生產資料，從事粟帛生產，從而保證國家的賦稅來源。唐朝的皮日休還明確提出了賦稅要“勵民成業”的原則。業，指生產事業，即國家稅收應起到激勵百姓發展生產事業的作用。 “徵稅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皮子文藪·請行週典》)。王安石也指出，理財必須首先從發展生產著手。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認為先生財，後取財，這是理財、治賦的基本原則。他所推行的農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法，都貫穿了這種通過發展生產以增加國家賦稅收入的精神。近代初期著名思想家魏源也曾非常生動地闡述過稅收和生產之間的關係，他說：“善賦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葉，而培其本根；不善賦民者，譬則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魏源集·治篇十四》)。認為善於向人民徵收賦稅的統治者，就像栽柳樹一樣，保護培養樹根，促進其生長，使其枝葉茂盛，就不愁薪柴缺乏了。相反，如果像剪韭菜一樣，一茬一茬不停地剪，只知搜刮民財，不知培植財源，那麼，國家賦稅的來源就會枯竭。非常形像地說明了富民為先，發展生產，保護財源，對國家稅收的重要意義。

主張開源的同時，歷代思想家都強調節流，即限制國家統治集團的奢侈浪費，節約財政支出。奢侈腐化幾乎是歷代封建朝廷的共同特徵。在中國歷史上，除了幾個屈指可數的開國帝王和中興之君外，每個封建朝廷都極端腐敗。以明朝為例。皇帝養一隻豹子，就佔地10頃，用240人，每年支糧2800餘石，地租700兩。明神宗結婚，織造費花掉接濟邊防銀9萬兩，採辦珠寶用銀2400萬兩。營造三殿僅採木一項就用銀930多萬兩，營造定陵用銀800餘萬兩，歷時六年。如果不限制統治者這種奢侈浪費，在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百姓通過努力生產所增加的那點財富，遠遠不能滿足他們的揮霍。 墨翟在歷史上第一個較為充分地論述了節用對於杜絕橫徵暴斂和富國富民的重要意義。墨翟指出，國君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錦繡文采，宮室、舟車百般雕琢和裝飾，國君如此奢侈，國君的左右親信、貴族大臣也群起仿效，競相奢靡，國家上上下下一大群統治者，一整個統治集團都奢侈腐化，正常的賦稅收入顯然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這就必然要“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墨子·辭過》)。由於國家“使民勞”、“籍斂厚”，導致“民財不足”，使百姓“凍餓死者，不可勝數”(《墨子·節用上》)，所以造成國貧而民難治。墨翟認為，統治者如果能做到節用，吃一般的飯食，穿一般的衣服，乘一般的車船，住一般的房屋，國家正常稅入就可以滿足需要，橫徵暴斂現象就可以消除，百姓就可以富裕。

成書於秦漢之際的《禮記》一書的作者，則提出了“量入為出”的節約支出的原則，認為國家應根據賦稅收入的多少來安排財政支出，財政支出不僅不應超過賦稅收入數量，而且應該保持一定的節餘，以備兇荒。荀況在此前指出，統治者如果在消費上能做到節用，對人民的賦斂就可以少一些，那麼留在百姓手裡的財富就會多一些，百姓手裡錢財多了，就可以購置新的生產工具，多施肥料，改良土壤，把農活兒乾得更好，把田地整治得更肥，產量就可以成倍地增加，國家就可以富裕。所以統治者節用，不僅可以從減少財富消耗方面使國家富足，而且還可以反過來促進生產，從開源方面使國家富足。 明朝張居正針對統治者的奢侈腐敗，也尖銳地指出：“治國之道，節用為先”(《張太岳集·請停止內工疏》)。他說，百姓所生產和天地所生長的財富，是一個既定的有限的數目，國家設法誅求，不但不能增加財富的總量，只能改變君、民之間的分配比例。巧取豪奪可以增長國庫收入，但卻使百姓無以為生，造成天下不安。所以，遠不如君主厲行節約，減少支出，這樣自然就財用充足，百姓也可以富足。 “與其設法徵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張太岳集·陳六事疏》)他說，一個三寸長管子，雖然很短，如果沒有底，那麼，有多少水都不能把它裝滿。現在統治者的奢侈浪費不僅沒有底，而且遠不只是一個三寸的管子。這就是國家財政窮乏的原因所在。所以，他要求統治者量入為出，一切無用之費，可停者停，可罷者罷，“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張太岳集·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通過節流來達到國家財政富足的目的。

中國賦稅思想史上的開源節流思想，雖然沒有改變封建賦稅敲骨吸髓、橫徵暴斂、竭澤而漁的特點，但在歷史上還是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對統治者的奢侈貪慾不時敲起警鐘。例如，隋文帝就是一個比較節儉的封建統治者，他對節儉的意義有清醒的認識，他曾對太子說：前代帝王，沒有一個窮奢極欲而能長久的。他告誡太子要注意節儉。他本人在這方面也身體力行，“躬節儉，平徭賦”(《隋書·高祖紀》)，在位20餘年，創造了隋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民富國強的大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