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五節古代非稅思想

不論輕徭薄賦、平均負擔思想，還是無奪農時、開源節流思想的提出者，他們雖然不同程度地批評和譴責了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賦役，但對國家賦役本身則持肯定態度，對國家賦役剝削的合理性，他們一般都沒有提出懷疑。有人甚至還為這種剝削進行辯護。儒家的代表人物孟軻就認為，君子(士大夫)和野人(百姓)之間的關係，是國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前者是勞心者，後者是勞力者；勞力者須勞心者治理，而勞心者須勞力者養活。百姓以自己的勞動和產品供養國家統治者，是天經地義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他指出，由於國家有百官有司，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有諸侯幣帛饔飧之需，所以賦稅不能無限減少，更不能取消。唐代的韓愈更把出賦稅粟米以供給君上看成是百姓的根本使命，他說：“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昌黎先生全集·原道》)在韓愈看來，提供賦稅粟米養活國家統治者，簡直是平民百姓存在的唯一意義，所以百姓如果不向國家納稅，就罪不容誅。

但在中國歷史上，也有許多思想家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對國家賦稅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戰國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許行認為，國家統治者不應該脫離生產勞動，他們應該和平民百姓一樣耕地、織布、燒火、做飯，自食其力，邊參加勞動，邊治理國家。如果國家統治者脫離生產勞動，讓百姓向國庫貢納財富，供自己享用，那就是對人民的剝削，是“厲民而以自養”(《孟子·滕文公上》)，就不能稱為賢君。 在許行看來，賦稅就是對人民的搜刮和掠奪，必須否定。國家統治者應該邊管理、邊勞動，通過管理活動和生產勞動二者的結合，取消對人民的賦稅剝削。 道家學派也對賦稅持否定態度。道家認為，自從出現階級統治，出現國家以後，人類社會就進入了混亂不治狀態。道家學說的最高原則是“道”。老子認為，道的一個基本精神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可是人類社會卻恰恰相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七十七章》)，國家統治者本來財貨有餘，可是還要向窮餓不足的人民徵斂財富。人民之所以飢寒交迫，就是因為國家賦重稅多：“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老子·七十五章》)道家認為，統治者殘酷搜刮人民，必然導致其統治的滅亡，他們聚斂的越多，喪失的也越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老子·九章》)。

先秦道家代表人物老聃和莊周都把沒有君子與小人的階級劃分、沒有“賢能”在位的官僚機構、沒有仁義忠信的禮法制度、沒有甲兵軍隊的原始社會看作是最理想的人類社會狀態，並要求人類回到這樣的社會裡去，在這種社會裡，由於沒有國家機器，自然也就不會有賦稅。 東晉初年的鮑敬言也根本否定國家的賦稅剝削。他認為，國家賦役是百姓飢寒交迫、社會動盪混亂的根源。他說，百姓耕田織衣，自給自足已很困難，國家賦稅搜刮，如同雪上加霜，使人民無以為生，只好走上犯法作亂的道路：“民乏衣食，自給自已劇，況加賦稅，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抱朴子·詰鮑》)鮑敬言還否定薄稅斂思想，認為與其減輕對人民的搜刮，不如乾脆不對人民進行搜刮；與其薄賦輕役，不如無賦無役。輕徭薄賦，百姓已覺高興，如果無徭無賦，百姓豈不更加歡迎？如果能使百姓“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同上)，社會就會安定，天下就會大治。

鮑敬言指出，賦役存在的根源，是因為社會產生了君主和百官有司：“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夫役彼黎蒸，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 (《抱朴子·詰鮑》)因此，要去掉壓在人民頭上的賦役，必須廢除君主和百官，廢除整個國家機器，使社會恢復無君無臣的時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阱)？”(同上)無君無臣，無賦無役，這就是鮑敬言提出的理想社會和基本政治經濟主張。 宋元之際的鄧牧(公元1247—1306年)認為，天下萬民百姓，職業各不相同，但都應該自食其力。可是國君和官吏卻不耕不織，靠奪取人民財產生活。封建君主對百姓“頭會箕斂，竭天下之財以自奉。”(《伯牙琴·君道》)“然後小大之吏佈於天下，取民愈廣，害民愈深。”(《伯牙琴·吏道》)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必然要起義造反，因為國家統治者“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同上)因此，要避免社會動亂危亡，必須消除強加在人民頭上的賦稅和勞役，而要消除國家賦役，則必須“廢有司，去縣令”(同上)，廢除整個封建官僚機器。

古代思想家的非稅思想正確地揭示了賦役和國家機器之間的內在聯繫，揭露了賦役的剝削本質，說明了消滅國家是消滅賦稅的根本前提。這些認識都是相當深刻的。當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還不可能闡明國家和賦稅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及其消亡的客觀條件。 古代也有些思想家，如《管子·輕重》篇的作者，他們對賦稅也採取否定態度，但是他們並不主張取消國家機器，並不否定國家的財政需要。 《管子·輕重》篇認為：“民予則喜，奪則怒”(《管子·國蓄》)，給予人民財富，人民就高興；奪取人民財富，人民就憤怒。所以，國家統治者在處理和人民群眾的財政分配關係時，應該使百姓“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同上)，即只應讓百姓看到國家給予他們財富，而不要讓百姓看到國家從他們手里奪取財富，這樣才有利於調和國家和人民之間的關係，贏得人民的擁護。而賦稅是向人民無償地徵斂財富，是明明白白的奪取行為，十分易於引起人民的不滿，所以並不是理想的聚財手段。

賦稅不僅易於激化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而且會影響甚至阻礙經濟的發展。例如，以房屋為徵稅對象，百姓就會毀掉已有的建築；以牲畜為徵稅對象，百姓就會限制六畜的繁衍；以田畝為徵稅對象，百姓就會減少耕地面積；以人頭為徵稅對象，百姓就不敢生兒育女。這些顯然都對發展生產不利。徭役也影響生產的發展，以每夫耕田百畝計，每徵發一名勞力，就會有百畝之地無人耕種：“起一人之徭，百畝不舉；起十人之徭，千畝不舉；起百人之徭，萬畝不舉；起千人之徭，十萬畝不舉。”(《管子·臣乘馬》)勞役用人越多，對農業生產破壞越大。 不通過賦稅和勞役，國家如何為財政籌集收入呢？輕重理論主張通過鹽、鐵官營為國家取得收入，主張通過官商活動為國家謀取贏利。例如，國家通過採銅鑄錢掌握大量貨幣，用這些貨幣於豐年低價購買糧食，再把這些糧食於平年和荒年高價出賣，就可以取得大量收入。一般年景，糧價每石可上漲10錢，丁男每月吃糧四石，國家可以從每個丁男身上獲利40錢，婦女每月吃糧三石，國家可從她們每人身上獲利30錢，小孩每月吃糧二石，國家從每個小孩身上可獲利20錢。荒年谷貴，每石漲價20錢，國家可從每個丁男身上獲利80錢，從每個婦女身上獲利60錢，從每個小孩身上獲利40錢。用這種辦法，國家無鬚髮布政令，向百姓徵稅，即可取得大量收入。所以，國家掌握了市場物價變化規律，在糧食與各種商品價格的高低變化中，通過買賤鬻貴，就可以不稅而用足：“故人君禦谷、物之秩(迭)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稅收)，而國利歸於君也。”(《管子·國蓄》)

《管子·輕重》篇的這種思想，是古代國家實行鹽鐵專賣和各種禁榷制度的重要理論根據。當然，歷代統治者在實踐這一理論時，並沒有真正取消百姓的賦稅，而是在賦稅之外，另通過官營工商業進一步為國家增加財政收入。桑弘羊、劉晏等理財家所創造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財政業跡，正是通過這種辦法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