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節酒稅

中國釀酒有5000多年的歷史。酒最初用於祭祀、慶典或節日需要，後來逐漸成為人們的日常消費品。夏、商、週時期，酒已經成為古人的一種重要飲料。商朝時，上自貴族，下至平民，飲酒成風。據說商代最後一個君主商紂王荒淫無道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沉湎於酒色：“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史記·殷本紀》)。西周時期，酒已經進入市場，成為一種重要的商品。 《詩經·小雅·伐木》中說：“有酒湑〔xu序〕我，無酒酤我”，意思是說，家裡有酒就篩出來喝，沒有酒就到市場上買來喝。 《周禮》關於酒的文字中尚無酒稅的記載，但酒既已進入市場，則賣酒自然應和買賣其他商品一樣繳納市稅。 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變法時，曾主張“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商君書·墾令》)，以限製酒的消費，防止大臣和百姓沉湎於酒，影響治理國家和發展農業生產。可見當時秦國對酒不僅徵稅，而且稅額極高，是酒的實際成本的10倍。但商鞅主張重徵酒稅的出發點，主要還不是著眼於財政目的。

漢初曾為節省糧食和防止“奸惡”之事，發布過禁酒令，但只是臨時性政策。漢代釀酒業很發達，酒市場也很興旺，通邑大都裡不僅佈滿中小酒肆，而且有僱傭很多酒保(傭工)的規模較大的酒店。大酒商如能一年賣酒千釀(一釀出酒六斛六鬥)，可得贏利20萬錢。當時酒市之稅不入國家財政。漢武帝時期，國家改變了稅酒政策。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主持下，決定“建酒榷以贍邊”(《鹽鐵論·憂邊》)，即實行酒專賣，以所得專賣收入供應邊疆用兵軍費。從此，酒的生產和銷售均由官府控制，實行官釀官賣，不准私人釀造和經營。酒專賣實行17年之後，由於在鹽鐵會議上遭到賢良、文學的反對而廢止，重新允許民間釀酒，自由買賣，國家對酒徵稅，每升稅四錢。王莽篡漢後，推行“五均六管”制度，對酒又實行專賣制，但這一政策隨王莽政權的垮台而終止。繼起的東漢王朝對酒仍實行徵稅制，並常因水旱災歉，宣布禁止釀酒，以節約糧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各短命王朝對酒稅的政策各不相同。三國時期魏、蜀多禁止釀酒，吳國則實行酒專賣。西晉和東晉則對酒實行徵稅制，有時也因災歉實行禁釀。南朝劉宋政權開始禁酒，後又實行專賣，不久又改為徵稅制。南齊徵專項酒稅，南梁也實行徵稅制。陳初實行徵稅制，後因國用不足，改行酒專賣。北朝魏開始實行酒禁，以杜絕酗酒現象；東魏開酒禁，實行課稅制。北齊也曾一度實行酒禁，其他時間則實行徵稅制。北周曾一度實行專賣制。 隋初也實行酒專賣，文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廢止酒專賣，不再對酒徵稅。 唐初也不徵酒稅。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以京師酒貴，糧穀缺乏，下詔禁京城酤酒，規定非祭祀與宴蕃客，不准備酒。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為增加財政收入，頒行酤戶法，核定賣酒人戶數，按月向國家繳納酒稅。除所核定酒戶外，不論公私，任何人不准釀酒出賣。代宗大歷六年(公元771年)，又將酤戶分為三等，分等納稅。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又停止私人酒戶酤酒。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為籌措軍費，由官府置酒肆釀賣，每斛收錢3000；禁止民間釀酒。從此，唐代酒稅具有專賣性質。但不久又停京師榷酤。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又禁止京城及郊縣私人賣酒。各地設店賣酒之民，每鬥繳納榷酒錢150錢，為當時酒價每鬥300錢之半，酒戶可免去徭役和雜差。在淮南、河東等地，則實行榷曲，即對造酒原料酒麯徵稅。憲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停止京師酒專賣，將榷酒所入錢數攤入兩稅青苗錢徵收，使酒稅成為兩稅的附加稅。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令揚州等八道州府實行榷曲，並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錢；他處仍將酒稅攤於青苗錢徵收，同時也稅酒戶。

榷酒錢是唐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項目。文宗大和八年(公元834年)，國家酒專賣收入為156萬緡，扣除1/3的成本費，純收入仍為100餘萬緡，僅次於鹽專賣收入。 五代時，後唐也以徵曲錢的方式徵收酒稅。後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規定各道、州、府鄉村人口於夏秋二稅上，每畝納曲錢五文，即任百姓造曲釀酒，後減五文為二文。同時又規定城鎮及草市原購買官曲造酒者，可以自己造曲釀酒出賣，按前年釀酒數額十分抽二納榷酒錢。長興二年(公元931年)，又罷曲錢，仍由官中造曲，賣給百姓釀酒。私人造曲，無論斤兩，皆處死刑。後漢、後周皆禁私曲。後周禁令略示寬鬆，定犯私曲五斤以上者處極刑；實際上也是十分嚴酷的。 北宋對酒仍行“榷酤”法，具體辦法如下：在各州城內，實行官釀，寓稅於價。在縣鎮鄉閭，允許百姓釀酒銷售，但要徵收酒稅。東京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洛陽)，南京應天府(今商丘)，則實行曲專賣，由官府造曲，許民買曲釀酒，酒稅寓於曲價之中。後來北京大名府也實行曲專賣制度。北宋榷酒收入很高，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兩京及諸州榷酒收入為銅錢121.4萬餘貫，鐵錢156.5萬餘貫，京城賣曲錢48萬餘貫。真宗天禧末(公元1021年)，榷酒收入為銅錢900餘萬貫，鐵錢近300餘萬貫，賣曲錢77萬餘貫。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國設榷酒務1800多個，東京每年榷酒收入40萬貫以上，秦州、杭州30萬貫以上，這一年全部酒課約1360餘萬貫，賣曲錢約100餘萬貫，高於同期的商稅收入。

北宋對私酒的禁令也很嚴厲，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規定，賣私曲至15斤，以私酒入城至三鬥，都要處以極刑。 南宋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不斷加重酒稅，並提倡百姓飲酒。南宋初年行隔槽法。該法由當時總領四川財賦的趙開於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所創行。具體做法是：廢除國家專賣制，由官府備存酒麯和釀酒器具，管理槽釀酒坊，百姓如要釀酒，可將米入官自釀，官以收釀造費的方式收取酒稅：每斛米輸30文及頭子錢22文，所釀之酒百姓可自由買賣。隔槽法施行後，酒稅大增，以後推行於各路，全國有官槽400所，酒稅增至每年690餘萬緡。 南宋還實行撲買法，又稱“撲買坊場酒利”，在鄉村劃分地域，計算出該地酒稅數額，招民承包，任民增價奪買。即使該地酒的生產經營停閉虧損，撲買者仍需出稅。

此外，南宋還有添酒錢，是國家為增加收入所增加的酒價錢。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價高為由，規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兩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輸送戶部，又增添酒錢上升20文，下升10文。各州、軍如賣酒虧損，均可隨時增價彌補；所增酒錢，一分供州、軍，一分供漕計，一分上交經制司。以前酒有定價，增價須請示朝廷。從此，州、軍可自行增價，致使各處酒價互異。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又規定各州酒不分上下，每升均增五文。 南宋榷酒收入，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歲收本錢140萬，息錢160萬，曲錢2萬，獻內藏羨餘錢20萬(後來增為50萬)，成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

元朝初年，對酒有時行專賣制，有時行徵稅制。元太宗二年(公元1230年)定酒課稅率，驗實息十取其一；三年改為專賣制；八年又改為徵稅制，稅率為1/10。元世祖時，規定百姓釀酒，須官府批准，並向國家納稅，稅額為每石課鈔一兩。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右丞盧世榮建議行“榷酤”法，於是對酒實行專賣制，官制、官收、官賣，並增加酒課，每石課鈔十貫，比舊額增加九倍。盧世榮被誅後，又改為民制、官收、官賣，每石課鈔改為五兩。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又恢復榷酤法，官制官賣。 元代還對葡萄酒課稅，稅率為1/30。 酒稅是元代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酒課收入每年為鈔46.9159萬錠17兩，〔ba巴，貝幣〕20.1117萬索。

明初曾禁止造酒，並禁止百姓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但民間造酒實際上並未真正停止。所以，國家對酒的釀造和買賣，仍與前代一樣，予以徵稅。明朝酒稅分為酒麯稅和銷售稅。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規定，百姓造酒自家飲用，不徵稅。如造酒販賣，則必須購買已納稅酒麯，同時所造之酒也必須納稅後才能出售。如果用自家酒麯造酒，也必須繳納曲稅。 酒稅稅率各代不同。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規定酒麯10塊須繳稅鈔、牙錢鈔、塌房鈔各340文。憲宗成化時(公元1468年)，準曲投稅2%。明代酒稅由地方徵收。英宗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規定，各地酒課收貯於州縣，以備其用；酒稅就成為地方稅了。 清朝前期也禁止釀酒，目的是節約糧食；所以，荒年酒禁尤嚴。但邊疆寒冷地區，及自用之酒，則不在禁列，豐年酒禁也相應放寬。

在允許造酒時期，酒稅也不高，不列入國家財政。清代酒稅有缸稅、曲稅和關徵酒稅幾種形式。缸稅是對造酒缸戶所徵的酒稅。缸戶造酒須到官府領取牙帖，官府按牙帖徵缸稅。各地缸稅均有定額，如宣化府在乾隆年間每年缸稅徵收額為銀616兩，谷九石三鬥二升。曲稅是對釀酒所用曲塊所徵的稅，在直隸，官府對曲塊數量還有限制，每戶一般不得超過300斤；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各直省共徵酒麯稅1686兩。關徵酒稅是運酒過關卡時所徵之稅；康熙二十四年，直隸關徵酒稅共銀2050兩；乾隆年間，關徵酒稅一般為酒10壇(約200斤)徵稅銀二分。清代由於酒稅數額不大，所以收入多留給地方供辦公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