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四節礦稅

礦產屬山澤產品。夏、商、週奴隸制時代，礦產的開採冶煉，均為奴隸制國家控制，由官有手工業經營。 《周禮》有“卝〔kuang，同礦〕人”一職，其職責是“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周禮·地官司徒·卝人》)，百姓不得隨意採掘冶煉。 春秋時期，礦產也大都為國家所壟斷。 《管子》書中曾闡述了國家必須壟斷礦產資源的理由。首先，國家必須壟斷貨幣製造權；金、玉、銀、銅是製造貨幣的材料，國家要壟斷貨幣製造權，就必須控制貨幣材料的來源，即壟斷金、玉、銀、銅礦產資源。其次，金、銀、銅、鐵還是製造兵器的原料，國家要壟斷兵器的生產和製造以加強對人民的統治，也必須壟斷金、銀、銅、鐵等礦產資源。第三，金、銀、銅、鐵等礦產是生產各種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及裝飾品的原料，為人民生活所必需，銷量大，利潤高，由國家實行壟斷和專營，可以為財政取得大量收入。 《管子》舉鐵為例說明，每個女工要做針線活，都必須有一針一剪；每個農民要耕地，都必須有一耒一耜(犁頭)；木匠要做木工，也必須有一斧、一鋸、一鑿、一錐。如果鐵器的生產由國家壟斷經營，把每根針的價格加一錢，30根針就可以增收30錢，相當於一個人的人頭稅(人頭稅每人每月30錢)；剪刀的價格加六錢，五把剪刀也可以多得30錢，相當於一個人的人頭稅；耜鐵每個加價10錢，三個耜鐵也可增加一個人人頭稅的收入。這樣，國家不用向百姓直接徵稅，通過鐵器加價，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大量收入，而且這種“稅收”，是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的。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管仲治齊時，對礦冶實行國家壟斷，在各產礦地設鐵官，招民採礦，冶鑄與銷售由國家統一管理，所獲之利，民得其七，官得其三。

戰國時期，商鞅在秦國變法，也對礦產實行官營，即“一山澤”(《商君書·墾令》)，“專山澤之利”(《漢書·食貨志》)，據說所獲鹽鐵專營之利，20倍於古。但在未實行礦冶官營的其他諸侯國里，礦產的開採冶鑄及買賣則任民經營，採銅冶鐵事業均為富商大賈所把持，許多商人靠採礦冶鑄而富至千金、萬金。 西漢初年，為了恢復經濟，推動生產發展，曾一度“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史記·貨殖列傳》)，銅、鐵等礦產允許百姓自由開採，同時向經營者徵山澤之稅。當時百姓紛紛拋棄農業生產，應商賈豪強召募，赴礦山採銅鑄錢，或採鐵石鼓鑄，製造鐵器。一家礦場聚眾成百上千，礦冶之利完全被私人把持，許多商人、官僚靠冶鐵、鑄錢而成暴富。

漢武帝時，大規模出兵攻匈奴，軍費浩繁，國庫空虛；而富商大賈冶鐵鑄錢，財累萬金，卻不肯出資支助國家之急。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據孔僅、東郭咸陽建議，決定與鹽一起，對鐵也實行專賣制：國家在產鐵地區置鐵官，不產鐵地區置小鐵官，統一管理採鐵、冶鐵事業；生產的鐵器由官府統一售賣。禁止私人採礦冶鐵，敢私鑄鐵器者，“釱〔di弟〕左趾，沒入其器物”(《史記·平準書》)，即受鐐銬左腳之刑，並沒收其生產工具。鹽鐵專營為漢王朝取得大量收入；正是靠這種收入，才使漢武帝時期“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鹽鐵論·輕重》)。鐵專賣在漢元帝時一度被廢止，但不久又因財政需要而恢復。東漢和帝繼位(公元88年)，廢除鐵專賣，改行徵稅制。

三國兩晉時期，礦冶仍為官府經營。南北朝時期，礦山准民私採。如南朝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始興郡(在今廣東韶關市)有採銀民300餘戶，所掘礦井深達二三丈，採掘十分艱難，礦民常因礦坑崩壓而致死。礦稅以銀繳納，後又準以銀課米。北魏起初沙金的淘煉、銀礦的開采和冶鑄，均由百姓私營，向官府繳稅。宣武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朝廷認為銀礦之利很大，因此決定官營。當時地方官奏報長安驪山銀礦二石礦砂可得銀七兩，桓州白登山銀礦八石得銀七兩，上等錫300餘斤。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尚書奏報恆農郡銅青谷銅礦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銅礦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銅礦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銅礦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銅礦產量也與此相當。朝廷即決定置銀官採鑄銀礦，置銅官採鑄銅礦。這些礦冶官營以後，自然成為國家的重要財源。

唐代礦業不發達，朝廷不鼓勵開礦，據記載，當時陝、宣、潤、饒、衢、信、汾諸州共有銀、銅、鐵、錫、鉛、礬等礦共172處。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開始對伊陽(今河南嵩縣西南)五重山銀錫礦徵稅。唐德宗時，朝廷對金、銀、銅、鐵等礦產品均予徵稅。憲宗時，禁止私人採銀，鼓勵礦戶採銅，助官府鑄作。當時國家每年採銀1.2萬兩，銅26.6萬斤，鐵207萬斤，錫五萬斤。唐文宗開成元年(公元836年)，礦冶又歸州縣主管，全國礦稅收入一年不過七萬緡，不及一縣茶稅。唐宣宗時(公元847—859年)又將礦冶之利收歸中央，並增加銀冶二處、鐵冶71處、廢銅冶27處、鉛冶一處。全國一年得銀1.5萬兩，銅65.5萬斤，鉛11.4萬斤，錫1.7萬斤，鐵53.2萬斤。

宋代礦業較為發展，宋初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201所，由官府置場監管，坑冶由豪民組織礦戶承包開採冶煉，產品20%繳給官府作為礦稅，其餘80%按規定價格賣給官府，由官府統一出售。宋太祖開寶三年(公元970年)，以“不奪人之利”為標榜，減桂陽監銀課1/3。也有的地方不置場監，聽民採冶售賣，向官府納稅，稅率也是20%。宋仁宗皇祐年間(公元1049—1054年)，每年得金課1.5萬餘兩，銀課21.9萬餘兩，銅課510餘萬斤，鐵課724萬斤，鉛課9.8萬餘斤，錫33萬餘斤，水銀2000餘斤。英宗治平年間(公元1064—1067年)，諸州坑冶增至271所，鐵課達824萬餘斤，為北宋最高數額。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將各地鐵礦仿茶鹽法實行專賣。鐵礦由民採煉，所得鐵賣給官府，官府收鐵給引，召人通市。出鐵少的貧礦，百姓可以出息承買，官不榷取。鐵由官府專賣，只許鑄戶購買，禁止民間私相貿易，但農具器用不在禁列。

到南宋時期，坑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等，礦政逐漸廢弛。 遼朝礦業很發達，首山(今遼寧鞍山)鐵礦，坑深18米以上。東平縣(今遼寧遼陽)產鐵礦，有礦戶300家，“隨賦供納”，向府繳納礦稅。 金政權對礦業也採取鼓勵政策；金世宗認為，山澤之利，應以予民。世宗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規定，百姓可以自由開採金銀坑冶，國家稅1/20。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取消礦業稅，但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又要求採銀之民承納官課。 元朝根據士人呈獻資源確定礦稅課額，因此稅率不一。金銀礦一般由官府徵集民伕採淘冶煉，向國家定額輸課，如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州4000漏籍戶在登州棲霞縣淘金，戶輸金四錢。至治、泰定年間(公元1321—1328年)，一些地區銀礦，許民承包採煉，輸稅2/10或3/10，或徵定額稅。鐵、鉛、錫、礬則由國家專賣，行引法，鐵每引200斤，聽民採煉，官府抽分。鉛、錫每引100斤，官收鈔300文，客商買引到各礦冶支鉛、錫販賣，無引者比私鹽減等論罪，杖六十，貨物沒官。礬每引30斤，價鈔五兩。

明代採礦業並不發達，史稱礦冶不及宋代十之一二，但礦稅為害卻最為嚴重，曾在明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明代以銀為主要貨幣，銀礦最為朝廷重視，所以為害最大的首推銀課。 明代銀課實行定額包稅制，由官府確定各地銀場應納銀課數量，以後不論產量增減，均須如數輸納。明朝開國之初，朝廷反對開銀礦，坑冶很少，所以礦稅收入不多。當時主要礦產地在福建、浙江。明太祖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福建各場歲課銀2670餘兩，浙江2800餘兩。洪武年間所定上述銀課舊額，稱“歲辦”。 明成祖永樂年間(公元1403—1424年)和明宣宗宣德年間(公元1426—1435年)，礦禁鬆弛，開始採掘新礦，礦稅也隨之增加。永樂時，福建每年銀課提高到3.28萬餘兩，浙江提高到8.207萬餘兩。到宣德時，福建又增至4.027萬餘兩，浙江增至9.404萬餘兩。水樂、宣德年間新增課額稱“閘辦”。福建、浙江兩地永樂年間閘辦額是洪武歲辦額的23倍；宣德年間閘辦額則是洪武年間歲辦額的27倍。銀課數額的增加，並不全是由於礦產增加，而首先是由於統治集團對貨幣財富的貪欲。課額增加遠遠超過銀礦產量增加的速度。因此，無力完成課額的地區，只得把課額攤到州縣百姓頭上，銀課因而成為對百姓的一項苛徵。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江西、湖廣等地有鐵冶13所，課鐵746萬斤。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陸續復開各地鐵礦，允許百姓自由採煉，並以2/30的稅率繳納鐵課。 神宗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為了獲取更多的貨幣財富，下詔在各地開採銀礦，並派大批宦官去各地任礦監，到處勘查，廣泛搜求，兩年後又在各地遍設稅監。他們藉開采之名，敲詐勒索，無惡不作。例如，宦官陳奉到湖廣監理礦冶，藉口開採，強奪民財，“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明史·食貨志五》)。陳奉的暴行，激起了武昌民變，憤怒的群眾萬餘人要與陳奉拼命，他們捉拿陳奉爪牙16人投入大江之中。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也相繼發生民變。從萬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宦官所進稅銀近300萬兩，而他們中飽私囊的數額，則不止此數的十倍、五倍。由於他們的殘酷搜刮：“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鬥死。”(同上)給礦民和百姓帶來沉重的災難。明朝廷對礦冶的橫徵暴斂，成為引發明末農民起義的一個重要導火線。

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訓，對開礦十分謹慎，一般禁止開採新礦，以防開礦聚眾滋事，危害社會穩定。但到康熙年間，為增加貨幣供應量，已開始鼓勵銅、鉛礦開採。乾隆年間，礦業已相當發展，礦稅收入也逐漸增加。但礦稅在清朝廷整個財政收入中所佔比例則很小。 清朝礦稅一般徵取實物。康熙年間，定金銀課稅率為40%，收入直接上交中央。鉛、銅課稅率為20%，即按“二八”定例徵收。官稅2/10，其餘8/10，半數由官府發價收買，半數任百姓自由販賣。除“二八”抽課外，還有臨時性徵收性質的“一九”抽課、“三七”抽課等形式。 清代礦稅除正稅外，還有雜課。一是撒散，是為地方徵課稽查人員的經費供給而徵收的，稅率在3%—5%之間。二是價腳，是為了支付礦課運解途中的費用而向銅廠、鉛廠廠商徵收的款項，一般每百斤銅鉛收一兩六錢的價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