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一節工商稅

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到奴隸社會初期，商業也與農業和手工業相分離，成為獨立的社會分工部門。到了商朝，中國古代工商業已有一定發展，既有專門從事手工業勞動的手工業者，也有專門從事買賣活動的商人。但在奴隸制時代，工商業主要為奴隸主貴族所經營，“工商食官”，手工業勞動者和商業勞動者都為官府所豢養，是奴隸制國家的手工業奴隸和商業奴隸。由於工商業主要為奴隸制國家經營，直接為統治階級的奢侈生活服務，贏利直接為國家所得，所以當時國家對工商業並不徵稅。後來私人工商業有所發展，國家對私人工商業即加以管理，如在來往關卡和市場上對經商人員和商品加以檢查等等，但起初也不徵稅。這就是中國歷史上傳為美談的“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徵”(《禮記·王制》)。廛，指空地；譏，是檢查、盤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官府在市場上給商人以空地儲存貨物，但不對商品徵稅；關卡上也只檢查不徵稅。到西周後期，官府工商業逐漸衰落，私人工商業日益發展，工商業者的利潤收入和財富積累已相當可觀，甚至勝過農人，因而逐漸成為國家的徵稅對象。戰國中期著名思想家孟軻關於古代商稅的起源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遠古的時候，市是交易場所，由國家命官治理，原先並不課稅。但有些唯利是圖的商人，總是站到市場的高處，左右探望，觀測行情，時刻企圖把市場上一切有利的買賣都壟斷到自己手裡，人們都認為這是一種卑賤的行為，所以開始對商人徵稅。孟軻關於商稅起源的這種說法雖然不足為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商利潤增多，因而引起了國家的重視，成為稅收的對象。古人所說的商，不僅指商人，有時也包括手工業者。因為手工業者所從事的生產也是商品生產。他們經常親自去市場出賣自己的產品，買進原料，他們的手工業生產活動往往和商業活動結合在一起。因此，古人所說的商賈，往往也包括手工業者在內。據《周禮》記載，西周已開始徵關市之稅和山澤之稅。商人經過設於道路要隘和諸侯國界的關卡，要收關稅，由司關專門掌管收稅事宜。商人如果企圖不通過關卡，逃避關稅，貨物將被沒收，本人也要受到懲罰。進入市場進行交易，要收各種市稅，如攤點稅、房屋稅、場地稅、倉庫稅等，由廛人具體負責市稅徵收工作。手工業者和商人開發山林川澤資源，如魚、鹽、木材、皮毛、齒角等，則要徵山澤稅。關市稅的收入專門用來供應天子的飲食和衣服費用，山澤稅收入則專門用來辦理國家喪葬事宜。工商業成為國家稅收來源，是社會經濟發展，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地位、作用增長的表現，同時也說明國家財政開支較前更為巨大，僅靠土地稅已經不能滿足國家機器的需要了。

春秋時期，由於諸侯爭霸，國家分裂，工商稅的徵收情況也不統一。不同諸侯國，或同一諸侯國在不同時期，工商稅政策都不相同。例如，鄭國就實行比較自由的工商業政策，對商人的買賣活動國家不予過問。齊國在齊桓公統治時期(公元前685—前643年)，為了促進工商業發展，在同鄰國之間，曾一度實行“關譏而不徵”的政策。稍後稱霸諸侯的晉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也曾採取“輕關易道”的政策，即減輕關稅，修治道路，以利商業發展。魯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大夫臧文仲在魯國境內設六關以徵稅，後來曾遭到孔子的批評，認為這是不仁行為。但到春秋末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各國商稅都在加重。例如齊國在齊景公時期(公元前547—前490年)，就在臨近國都的關卡上對客商橫徵暴斂，成為齊國奴隸主政權不得人心的一條重要原因。晉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曾自稱，他門下的2000食客，就是靠每天收取都城的市稅來供養的。市稅一天的收入可供養2000人，可見其數量之巨：“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韓詩外傳》卷六)

戰國時期同春秋時期一樣，諸侯爭霸，各國工商稅政策仍極不統一。工商稅隨各國財政開支的不斷增加而日趨沉重。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國變法。他認為，農業生產糧食布帛，是富國強兵的主要經濟部門，是國家的本業，而工商業不生產粟帛，而且影響農業生產，因而是末業。國家要富強，必須大力加強農業生產，而限制工商業活動，推行重本抑末政策。重徵工商稅，則是實現重本抑末的一項重要措施。他要求“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書·外內》)，“重關市之賦”(《商君書·墾令》)，商人通過關卡和入市交易，都要實行重徵。山澤產品也不准商人自由開發，由國家統一控制和管理，向開發採集山澤產品的工商業者和百姓“收山澤之稅”(《鹽鐵論·非鞅》)，數量是以前的20倍，可見其稅額之高。商人的徭役也在加重。商人不僅其全家人口都要服役，他們僱傭的奴僕也必須依名冊應役。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曾將商人和罪犯一樣對待，送到邊關屯戍，服兵役。後來又把父母或祖父母曾經是商人的也遣送戍邊。這種歧視商人的賦役政策，是商鞅變法以來所實行的抑商政策的繼承和發展。秦自商鞅變法以後，重徵商稅主要是貫徹寓禁於徵的原則，目的是減少國家經商人數，以保證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需要，這是封建國家重徵商稅的主要出發點。新生的封建統治階級把國家財政收入的來源主要放在農業生產上。重徵商稅，抑制工商業的過分膨脹，就可以保證封建財政的基礎——農業的充分發展。

西漢初年，對商人仍“重租稅以困辱之”(《史記·平準書》)，實行重徵商稅以抑商的政策。例如，商人的算賦就比一般百姓增加一倍。普通百姓的算賦為120錢，商人則為240錢。西漢時城市商業活動仍在特定的商業區“市”內進行。凡長期固定地在市場內營業、利用官府在市場內設置的房舍、店鋪和貨場的商人，都要向官府登記，列入“市籍”，商人取得“市籍”所交的場屋稅和按交易額與一定比率計算出來的交易稅，統稱“市稅”或“市租”。漢代市稅也很高，臨淄居民10萬戶，每天市稅收入高達千金。在當時經濟尚不十分繁榮的情況下，這是很重的市稅。漢初徵商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抑商，通過重徵商稅以減少經商之利，防止百姓棄農經商，背本趨末。商稅仍然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項目。山澤、關市之稅不列入國家財政，而歸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屬於皇室收入和解決封君的奉養之需。

從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開始，工商稅在封建國家財政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重徵商稅，在抑商的意圖之外，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開始成為封建政權的主要動機。漢惠帝、高後時期(公元前194—前180年)，為了恢復和發展經濟，雖然在政治上對商人仍採取壓制政策，但對商人經營活動的限制曾有所放鬆：“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复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史記·平準書》)“弛商賈之律”的內容主要是“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史記·貨殖列傳》)，即關卡允許商人自由通行；山澤資源，商人可自由採購，開發；煮鹽、冶鐵、鑄錢，私人均可自由經營，國家不加限制。再加上當時國家統一，政治穩定，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商業都會大量湧現，家累千金、萬金，富甲一鄉、一縣、一郡的富商大賈不可勝數，出現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記·貨殖列傳》)的商業大發展景象。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等外族侵略勢力大規模用兵，軍費、賞賜等開支巨大，國家財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賈聚集大量財富，卻不肯響應國家要求自動捐資以助國家之急。因此，漢王朝決定對工商業者開徵幾項新稅，以解決國家急需。一是頒布算緡令，徵緡錢稅。緡是穿錢的絲繩，1000錢為一緡，算緡就是徵財產稅。在算緡令頒布之前，漢朝廷對財產在三萬錢以上者已經徵收財產稅，稱“貲算”或“算貲”，一般人萬錢一算(一算為120錢)，稅率為1.2%。商人“貲算”較重，每千錢徵20錢，稅率為2%。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御史大夫張湯等建議“算諸賈人、末作、貰〔shi世〕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史記·平準書》)，即對商人、手工業作坊主、高利貸者及其他囤積居奇、謀取盈利者徵緡錢稅。讓他們自己如實向政府申報錢財數額，經官府核驗，按率納稅。對商人、高利貸者、囤積居奇者，每2000錢納稅一算，稅率為6%。手工業作坊主和金屬冶煉者，4000錢納一算，稅率為3%。凡隱匿財產不報，或報價與實數不符，一旦被人告發，要沒收其全部財產，一半歸公，一半賞告者，併罰被告者到邊防服役一年，這就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頒布的著名的“告緡令”。告緡令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停止執行；實施期間，富商大賈幾乎都遭告發，中產以上的商賈大部分破產，給了富商大賈以沉重的打擊。國家因此得商賈“財物以億計”(《漢書·食貨志》)，從而保證了戰時的財政需要。二是車船稅。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已開始徵商人車稅。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據張湯建議，又規定，商人軺〔yao搖〕車(一馬駕的車)一乘徵錢二算，一般百姓軺車徵錢一算，官吏、三老、北邊騎士的軺車免徵。五丈以上的商船徵一算。中國歷史上對商船徵稅從此開端。同時開徵馬牛羊等牲畜稅，以解決軍需馬匹的供應。此外，漢初曾一度廢止的關稅，漢武帝時期也開始徵收，起初稅額不多，主要供關卡吏卒衣食費用。以後則逐漸加重。

隨著封建官僚貴族集團奢侈風氣的滋長，供皇室及封君奉養之需的山林川澤之徵也急劇增長，漢宣帝時，漁業稅增加三倍。漢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其中“少府錢十八萬萬”(《漢書·王嘉傳》)，幾乎佔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 公元8年，王莽篡漢，進行改制，以打擊商人兼併勢力為號召，王莽對鹽、鐵、酒、山澤，全面實行國家專營製度。工商業者和一般百姓採取山林川澤財物，如獵取鳥獸，捕撈魚鱉百蟲及放牧牲畜，一律徵稅。婦女養蠶織布縫衣，工匠、醫生、巫術、卜相及各種賣藝活動，小商小販，旅館飯店以及市場交易活動，都要向官府申報自己的營業額和利潤收入，按所得利潤的1/10，向國家納稅。漢武帝時期的算緡令徵的是資產稅，而王莽對廣大工商業者徵的則是所得稅，這是王莽在中國賦稅史上的一個創造。王莽的稅收政策觸犯了廣大商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導致王莽改制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東漢工商稅沿襲西漢制度，但山川園池稅則劃歸國家財政收入，供軍國之需。東漢末年關稅稅率已漲至1/10以上。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亂，工商業嚴重衰落。但為了供給軍費和統治階級的奢侈需要，工商稅卻名目繁多，極為沈重。產生了許多搜刮工商業的新稅種。例如，三國曹魏與孫吳征過牛肉稅，西晉時徵過(木離隹)〔li離〕稅。 (木離隹)是客棧，國家於重要道路上每10里辦一客棧，令老小貧困戶開辦，由官吏主管，依客舍徵錢。東晉時期開徵課於交易行為的估稅。估稅分兩種，對數額較大、並立有文據的買賣，如奴婢、牛馬、田宅等大宗交易，所徵估稅叫輸估，每一萬錢，徵收400錢，賣方交300，買方交100。對不立文據的小額交易所徵的稅叫散估，稅率也是4%，全由賣方負擔。估稅是後世契稅的起源。東晉之後，南朝的宋齊梁陳都徵收估稅。東晉成帝咸康中(公元335—342年)還徵收過桁〔heng衡〕稅，“桁”通“航”，指浮橋。南京秦淮河上架有24座浮橋，其中丹陽、竹格、朱雀、驃騎四座浮橋對來往行人徵收通過稅，這就是桁稅，一直徵到寧康元年(公元373年)才廢止。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曾徵過桁稅。東晉、南朝時期還徵過牛埭〔dai代〕稅。埭指水壩，航船過壩，須用牛牽引，過往船隻須繳納一定的費用，本屬使用費性質，但後來過壩船隻不論是否用牛牽引，均須付費，變成一種苛徵，因此稱為牛埭稅。

此外，還有各種單項貨物稅，如東晉、南梁時的魚稅，南宋時的梓材、皮毛稅(實物稅)等等，不一而足。 傳統的關市之徵，也十分苛重。後秦姚興就曾“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晉書·姚興載記》)。北魏孝明帝時，開徵入市稅：“又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魏書·食貨志》)北齊後主高緯時也“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北史·齊本紀下》)，以供其奢侈浪費。東晉南朝徵商情形更苛重。例如，東晉時，“都(指建康)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隋書·食貨志》)南朝的齊、梁還實行對市稅和通行稅的包徵制，由官府核定某地應徵稅額，招人承包收繳。包稅者為完成承包的稅收總額並獲取盈餘，極力加重對商賈的徵斂，商人為了轉嫁稅負，只得提高物價，物價上漲，必然影響商品的銷量，從而影響稅收數量，使包稅者無法完成包稅任務，不少包稅者因此被抄沒家資。陳朝關市稅也極為繁重：“旗亭關市，稅斂繁多。”而且官吏貪污中飽：“逼遏商賈，營謀私蓄。”(《陳書·宣帝紀》)到陳後主陳叔寶時，為滿足其奢侈需求，更是恣意掠奪商賈：“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南史·陳本紀》)

隋與唐初工商稅很少，鹽酒、礦冶、關市均不徵稅。安史之亂時，由於國庫空虛，中央和地方都採取稅商的辦法以充軍用。安史之亂後，各種工商雜稅開始增多。唐肅宗時期(公元756—761年)還曾對富商豪賈強行舉債，徵課江淮、蜀漢一帶大商人資產的2/10，稱率貸。隨後諸道大都採用這種“率貸”方式，以充軍費雜用，名目日多。率貸逐漸由臨時財產稅，轉化為營業稅與通過稅了。唐德宗李適〔kuo闊〕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實行兩稅法，其中規定商人向所在郡縣納稅，稅率為三十稅一，和農民的稅負要大體一致。但這只是一紙空文。兩稅法頒布以後，國家仍對商人千方百計進行掠奪。建中二年即“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卷二二六)。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即在兩稅法頒行不久，就開始稅間架，即徵收市民房屋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2000錢，中屋稅1000錢，下屋稅500錢。同時徵收除陌錢，凡交易所得及公私支付錢物，每貫(千錢)稅50錢。稅間架與除陌錢，遭到市民的強烈反對；興元元年(公元784年)，涇原(今甘肅涇川)兵至長安發動兵變，即以不納間架、除陌二稅號召群眾，唐朝廷不得不將二稅廢除。兩稅法實行當年，唐德宗即採納戶部侍郎趙贊建議，開徵內地關市稅，於諸道津要都會之處，設關立卡，查徵往來商人財貨，每千錢稅20文，竹、木、茶、漆一律什而稅一。唐中後期，各地擅自於交通要路及市井津渡濫設關卡，稅斂雜物及牛馬豬羊之事件，不可勝紀，從而導致物價上漲，商旅日益減少。德宗建中初，還以“借商”的名義，強徵富商錢財，答應兵罷後用公款償還，實際上是藉而不還。借錢令一下，官吏像強盜一樣，強取民財，激起民憤，長安市民罷市，百姓相率擋遮宰相馬前訴苦。原來預期可藉得500萬貫，由於遭到商民的激烈反對，實際才得88萬貫。唐代國際貿易發達，國家在廣州等主要通商口岸，設市舶使，檢查出入船舶，徵收“舶腳”(或稱“下碇稅”)即關稅。五代十國時期，工商雜稅名目更為繁多。後梁太祖曾徵收油稅、牛稅，蔬菜瓜果也列入徵課範圍。

宋朝開國之初，即定商稅則例，商稅分過稅和住稅兩種，過稅稅率為商人販運貨物貨價的2%，住稅稅率為商人在住地出售貨物貨價的3%，商稅較輕，因而促進了國內商業和國際貿易的發展。但後期工商雜稅也日益繁重。不僅繼承了五代十國的各種苛徵雜斂，而且出現了許多新的名目。宋太祖開寶二年(公元969年)開徵印契稅，規定凡百姓典、買田宅應在兩月內向官府輸錢，請求驗印，名印契錢。買賣牲畜也要繳契稅。稅率時有變化，仁宗時每貫稅40文，徽宗時規定浙江及福建等七路每貫收60文。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因方臘起義，軍費告急，創徵經制錢，在酒、糟、商稅、牙稅、契稅、頭子錢、樓店錢等七稅既定稅額的基礎上，每貫再徵20文以供經制使(官名，掌管東南財賦)費用，稱經制錢。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又徵總制錢，每貫增至100文，供總制使(官名)費用。這種對商人的額外徵斂，從北宋一直延續到南宋。並在南宋合併徵收，稱經總制錢，每貫徵56文，到南宋後期，每年稅額達1725萬緡。宋代對稅額在千貫以下的分散的小市場市稅的徵收，也實行包稅制，稱為“買撲”；買撲者或以家產作擔保，或先按規定稅額向官府繳納一年的稅金，然後取得對該地商市的徵稅權。買撲者為了取得更多的盈餘，往往和官吏相勾結，對商民橫徵暴斂，使商民稅負遠遠超過國家規定的應納數額。

元代商稅稅率較低，實行三十而稅一，偏僻和邊遠地區，甚至實行六十而稅一。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額外徵課的名目卻十分繁多。全國性及地方性額外課有32種之多，有曆日(即曆書)課、河泊課、山場課、蒲葦課、柳課、柴課、乳牛課、磁課、姜課、白藥課等等，可謂無奇不有，無物不課。此外還有各種雜斂，如典當稅、和買稅、田器稅等。另外，元朝廣泛實行“撲買”(或稱“買撲”)即包稅制，也使商人的負擔大大加重。如太宗窩闊台十一年(公元1239年)，商人奧都剌合蠻撲買天下銀課，原課稅銀額為110萬兩，他以220萬兩撲買，使稅額增加一倍，而實際徵收額，則要高出更多。 明朝各種商稅如鹽、茶、坑冶、酒、醋等依舊照徵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工商稅種。例如，洪武、永樂年間，在南京和北京徵收塌房稅(政府建造的供商人貯藏貨物的房屋，稱塌房。商人貯貨於此，需按規定納稅)。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為了流通鈔幣(發行紙幣)而開徵的市肆門攤稅，徵稅對像是以販賣為主的蔬果園、塌房、庫房、店舍、受僱運貨的騾馬車等。該稅遍及全國，稅額也不斷增加。開徵時雖聲明是以流通鈔幣為目的，但鈔法通行後，該稅並未停止，一直徵至明末。還有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開徵的鈔關稅，開始從天津至長江的運河沿岸設鈔關七所，後來又在長江的重要港口和江南要地設立鈔關五所，對受僱載貨的過往船隻徵稅。鈔關由戶部管理，主要徵收鈔幣。還有1471年開徵的工關稅，是工部派官在蕪湖、荊州、杭州置抽分竹木局，對客商販運的柴草、竹藤、木炭等徵稅。工關稅以繳納實物為主，後來又允許本色、折色並納，甚至只徵銀鈔。稅率視所載貨物不同而不同，不同時期也各有增減，稅率高時達1/5。此外還有許多雜稅，如武宗正德年間(公元1506—1521年)在京城九門徵收的通過稅——門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創徵的對通過淮安壩的米麥雜糧所徵的過壩稅等等。明神宗時期，礦稅、商稅徵斂極為苛重。從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朝廷派許多宦官到各地出任礦監和稅監，他們巧立名目，肆意掠奪工商業者。如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臨清關(在今山東臨清市)原有緞店32家，由於抽稅沉重，倒閉21家。布店73家，例閉45家。雜貨店倒閉41家。來往夥商原有38人，由於被抽稅罰款折本，只剩兩人。礦監、稅監的橫徵暴斂，激起了廣大工商業者和市民的反抗。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稅監馬堂大白天在臨清搶劫市民財產，激起臨清市民大罷市。憤怒的腳夫、商販、市民縱火燒毀稅監署，擊斃其爪牙37人。稅監孫隆在蘇州遍設稅卡，致使外地綢商裹足不前，迫使蘇州紡織業不得不縮減生產。孫隆又加徵機戶的工業稅，迫使機戶罷織，機工失業，失業工人在葛賢領導下，舉行暴動，打死稅官黃彥節，孫隆則乘夜逃跑。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京西煤礦工人也發動反稅監鬥爭，他們群集北京，舉行請願示威，迫使明神宗調走稅監王朝。湖北、江西、雲南、陝西、福建等地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市民反抗稅監的鬥爭。 清朝工商業進一步發展，商稅稅種比以前歷代都多，而且更加苛重。以內地關稅為例，清乾隆年間，隸屬戶部的戶關有45處，隸屬工部的工關有15處；關稅正額之外，還要繳納關稅盈餘，盈餘有時甚至超過正額。正額、盈餘之外，還有各項雜課。關吏還對往來商人及行旅肆意敲詐勒索，中飽私囊。在大中城市市場及各地商品交易中心的居民鋪面，則要納門面稅，甚至百姓居屋也要按鋪面納稅。此外，還有對各地城鎮集市交易物品所徵的落地稅。落地稅範圍極廣，農民及小販上市售賣的農具、薪炭、魚蝦、蔬果，無論價值大小，均不能倖免。還有向當舖所徵的當稅，向牙商(中間商人)和牙行徵收的牙稅，對買賣房屋、土地等不動產契約所徵的契稅，另有各種臨時加徵的車稅、花捐、燈捐、妓捐等等，不一而足。 宋元明清對外貿易逐漸發展，但海關關稅較輕，封建國家開展對外貿易主要以通好、懷柔遠人、互通貨賄相標榜，而不重視海關關稅收入。清初開放海禁以後，海關稅正稅不重，但額外加徵往往倍於正額，加上各種陋規，海關的敲詐勒索也十分嚴重。 封建社會後期日益繁重的工商稅，使工商業者很大一部分利潤收入被封建國家掠奪去，用於統治階級的奢侈性消費。特別是在明清工商業中資本主義萌牙已經產生的情況下，沉重的工商稅嚴重影響了工商業者資本積累的增長，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