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節明代的田賦和一條鞭法

明朝的耕地也分官田和民田，田賦也分兩稅，按田畝計徵，夏稅不過八月，秋稅不過明年二月。具體稅率為：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減二升，為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撮(一撮=1/10勺)，草塌地三合一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明代官田約佔全部土地1/7，蘇州官田則佔1/2以上，陝西官田佔4/10以上。稅法上所說的官田，專指由無地少地農民佃種的官田。明代民田絕大多數為地主官僚所佔有，所以民田稅輕，於大地主有利，而官田稅重，則於佃種官田的農民不利。 明初規定田賦納稅物品任土所出，夏稅為麥，秋稅為米。後來又規定民田5—10畝者，必須栽種桑麻等經濟作物，所以兩稅在米麥之外，又附徵絲、麻、棉。田賦用米麥繳納，稱“本色”，將米麥折成銀、鈔、錢、絹等輸納，稱“折色”。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規定，“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棉苧一匹折米六鬥，麥七鬥，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為損益，願入粟者聽。”(《明史·食貨二》)明確規定田賦稅糧可以貨幣折納。英宗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規定全國稅糧實行折銀繳納，糧四石折銀一兩解京，稱為金花銀，以為永例，開始了田賦以銀繳納的變革。

明朝初年，由於元末戰爭，戶籍與田土冊籍多已散失，為了防止百姓隱瞞田產，逃避賦役，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令各州縣按裡(當時基層組織，以110戶為裡)編造以戶為主，詳列各戶丁口、田產及應納賦役數量的賦役冊籍四份，分存各級政府，作為徵收賦役的根據，因上交戶部的一份封面為黃紙，所以叫賦役黃冊。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又令各州縣分區編造土地冊籍，上面分號詳列每塊土地的面積、形狀、四旁所至、土質及田主姓名，一式四份，分存各級政府，作為徵稅根據，這就是明朝的魚鱗圖冊。這些冊籍，對於清理隱匿人口和土地，保證國家的田賦徵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官吏、地主常相勾結，在這些冊籍上弄虛作假，而且每戶土地增減無時，時間稍長，往往和實際不符。因此，這些冊籍隨著時間的推移，就逐漸失去了作用。明中葉，封建王朝開始由盛轉衰，土地兼併又趨劇烈。大量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裡，他們千方百計逃避國家賦稅。明代仕宦和縉紳之家享有免役特權，無優免特權的地主和農民常將自己的田地寄在這些人家的名下，以逃避賦役，稱“詭寄”。一些大地主還將田產零星分附於親鄰、佃僕等戶名下，以逃避差徭，稱“花分”。將田產請託縉紳冒認他們名下，以減輕賦役，稱“投獻”。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僅蘇、松、常、鎮四府即查出投獻詭寄田近200萬畝，花分田330多萬畝。這種情況，嚴重影響國家田賦收入。同時，由於巨額軍費和宗祿支出，以及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財政支出卻與日俱增。國家每年財政收入，不足財政支出之半。明神宗時期，張居正任首輔秉政，為了抑制兼併，均平賦役，於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下令清丈全國土地，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進行賦役改革，於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具體內容是：一、把明初以來分別徵收的田賦和力役合併到一起，如里甲、均徭及雜役等總編為一條，併入田賦一起徵收。這樣，一條鞭所徵課額中，既包括田賦和各種雜稅，也包括各種力役。二、一條鞭法規定賦額一律按田畝計徵，佔有土地多的要多徵，少的就少徵。這就必然要增加大土地佔有者的賦稅，而減輕少地和無地農民的負擔。土地是封建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佔有土地多少，是貧富的基本標誌。一條鞭法完全以田畝為徵課對象，比兩稅法更徹底地體現了以財力為基礎，以貧富為差別的徵課原則。當然，一條鞭法在量地時也要計丁，沒有徹底廢除丁銀，有丁無糧之戶，編為下戶，仍納丁銀。三、賦稅一律徵銀，由過去的銀物兼課變為完全以銀納稅，從而把實物稅全部轉變為貨幣稅，完成了由兩稅法所開始的由實物稅向貨幣稅的轉變。明代商品貨幣經濟比唐代進一步發展，並且在工商業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一條鞭法規定賦稅皆“計畝徵銀”，是明代商品貨幣經濟發展在國家賦稅制度上的反映。

一條鞭法推行全國時，各地的實行出入很大。全國賦稅並未盡遵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名義上規定各種徵派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徵銀。實際上一旦有新的需要，封建統治階級仍隨時增加賦額，任意加徵加派。明朝末年，田賦加派日益繁重，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大餉”加派。一是遼餉加派。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向撫順進攻，明王朝為了加強遼東防務，開始加派田賦數額。到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全國每畝加派銀達一錢二厘，增賦900萬兩。二是剿餉加派。崇禎時，農民起義已遍及全國，為籌措鎮壓農民起義的軍餉，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開始加派剿餉，先後共加派330萬兩。三是練餉(練兵費用)加派。剿餉原定為一年，但農民起義並未熄滅，所以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又加練餉銀，共730餘萬兩。此外還有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的助餉加派，加官戶田賦1/10，民賦10兩以上戶也加1/10。各項加派使民賦激增，加上貪官污吏層層勒索，加速了農民的破產，造成了經濟崩潰。特別是陝、甘、河南、湖、廣地區，農民負擔更重。西北地區沒有“遼餉”加派時，農民已經是一半納糧，一半糊口。加派遼餉後，則變成一半納糧，一半充餉。加上災荒流行，農民大批餓死、流亡，最後被迫起義。李自成領導的明末農民革命，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李自成以“均田”、“免賦”的口號為號召，反映了農民的要求，得到了群眾的擁護，起義力量迅速發展，終於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