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節秦、漢的田租、口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隨著統一的封建帝國的形成，封建的賦稅制度開始普及於全國，並日益完備。封建田賦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田租即土地稅。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即下令“黔首自實田”(《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時稱百姓為“黔首”，“自實田”即自己如實呈報自家土地數量，由基層官吏核實後，據以確定應繳田租數量。秦的田租徵收量極為沈重，稅額佔總收穫量的2/3。粟米之外，還要繳納秸稈，用來滿足官府對飼料、燃料和建築材料的需要。據秦律所載，秦時規定“頃入芻三石，稿二石”(《秦律·田律》)，即每百畝土地要交飼草360斤，禾稈240斤。
二、人頭稅。田租之外，封建國家還按人口徵收人頭稅。秦時稱口賦。所謂秦“頭會箕斂”(《史記·張耳陳馀列傳》)中的“頭會”，就是計算人口數量，按人頭徵收賦稅。秦時人頭稅數量與稅率不詳，但和田賦一樣，也十分沉重。田賦之外，再徵人頭稅，一是可以增加稅收數量，二是可以使佔有土地較少或不佔有土地的百姓也承擔賦稅義務，因為農民不僅有田地收入，還有其他副業收入，人頭稅可以使農民的這部分收入也納入納稅範圍。同時，徵人頭稅，也可以加強對人口和勞動力資源的掌握和控制，以利於對農民和廣大人民的封建人身奴役。
公元前206年，劉邦稱帝，建立漢朝，歷史上叫做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漢承秦制，政治制度如此，賦稅制度也基本如此。不過漢統治者吸取了秦橫徵暴斂，二世而亡的教訓，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對農民的賦役比秦王朝大大減輕。東漢(公元25—220年)基本繼承西漢賦稅制度和政策，除了個別稅目在個別時期略有增減外，賦稅制度和政策大的方面沒有變動。漢代田賦也分田租和人頭稅兩個部分。
一、田租。漢初田租比秦時大大減輕，稅率為十五稅一，後來又減為三十而稅一，並一度免徵田租。東漢初年因軍費開支較大，田租改行“什一而稅”，但全國統一後，又行西漢舊制，三十而稅一，直到曹操改行租調製之前，法定的田賦稅率一直未變。徵收方法，是根據每戶土地畝數、平均畝產量、稅率，求出應納稅額，由百姓向國家繳納。繳納物為粟米和芻稿(秸稈)。東漢時又實行分等徵稅辦法。公元78年，把全國土地按肥瘠分為上中下三等，確定每等常年的畝產量，再按同一的稅率，確定每等土地每畝一年應納的稅額，從而簡化了稅額計算程序。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對災荒等特殊情況，國家隨時發布減免田賦的詔令。
二、人頭稅。漢代的人頭稅有算賦和口賦兩種。算賦實行於公元前203年。規定15歲至56歲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向國家交120錢，稱為一算，作為戰備基金，購置車馬兵器之用。漢文帝時算賦減為一算40錢。漢武帝時由於軍費開支巨大，算賦又恢復到120錢。漢宣帝時又減為90錢，成帝時減為80錢。
為了體現國家的政策意圖，算賦還有各種特殊規定。對商賈和奴婢倍算，即每人繳240錢，旨在抑製商人和豪強。漢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對15歲以上至30歲的未婚女子，分五個年齡段，年齡每升至一段，增賦一算，至30歲，增至五算，即每年600錢，以鼓勵早婚。對巴中板楯蠻，七姓渠帥均免賦，其餘蠻戶每人一年繳賨〔cong叢〕40錢，以表示對少數民族的賦稅優待。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規定年齡80歲的老人，免其家二人算賦，東漢曾規定產婦免算賦三年，婦女懷孕，免其夫算賦一年，以表示對老人及婦女兒童的照顧。
口賦又叫口錢。漢初規定七歲至14歲未成年男女，每人每年交20錢“以食天子”，即作為皇室收入。武帝時，口賦改為從三歲起徵，並由20錢增為23錢。元帝時，又恢復為七歲起徵。口賦有時朝廷也予減免。
算賦和口賦均於每年八月徵納，屆時由地方官登記人口，核實年齡，編成簿籍，由官府按戶籍徵收。
秦代由郡守、縣令掌管各地賦稅徵收工作，鄉基層組織有嗇夫負責具體賦稅徵收事宜。在中央負責財政稅收事務的則是治粟內史，為九卿之一。漢初中央掌管財政稅收事務的官職仍為治粟內史，景帝時改為大農令，武帝以後改為大司農。鄉基層組織仍由嗇夫負責稅收工作。稅收制度以及稅收會計和年終上報製度，均比前代更為詳密。
西漢是中國第一個封建盛世，在封建經濟長足發展的同時，封建經濟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也隨著尖銳起來。土地私有製必然導致土地兼併，造成土地佔有上的嚴重貧富對立。在封建土地私有製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憑藉其政治上經濟上的強大勢力，通過合法購買和強力掠奪等手段，大量兼併農民的土地，而廣大農民則因為天災人禍等原因，不得不賣掉自己的土地，陷入飢寒交迫的境地。西漢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深刻地揭露了秦漢王朝實行土地私有製，導致土地兼併，造成嚴重貧富對立的情況。他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製，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農民喪失土地以後，無以為生，根本無力承擔國家賦稅。而佔有大量土地的大官僚、大地主，則千方百計逃避國家賦稅。所以，土地兼併不僅加劇了貧富對立，造成土地和勞動力的分離，影響封建生產的發展，而且導致嚴重的賦稅負擔不均，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在越來越多的農民喪失土地，大批流亡的情況下，國家賦稅，不論是人頭稅還是土地稅，都不可能得到保證。因此，限制土地兼併，使農民能較為牢固地佔有一小塊土地，就成為保證封建國家賦稅收入的關鍵。自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漢書·食貨志》)的主張以後，至西漢後期，限制大地主土地兼併的呼聲日益強烈。公元8年，王莽篡漢，他譴責土地私有製導致土地兼併，造成豪強佔田成千上萬畝，而貧弱百姓則無立錐之地的嚴重情況。他說，漢朝實行三十而稅一的薄稅政策，表面上比夏商周三代的“什一而稅”還輕，但由於絕大部分土地為地主佔有，農民耕種豪強土地，要繳納1/2以上的地租，還要服沉重的徭役，實際上加在百姓頭上的是“什稅五”，即5/10的重徵。因此，王莽頒行王田制，將天下土地都稱為“王田”，不准買賣，百姓家庭男口不滿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即900畝的，要把多餘的土地劃分給親屬、鄰居及同鄉缺地的家庭。原來沒有土地的農民，按“一夫一婦田百畝”的數量受田，向國家繳納1/10的田賦。王莽對土地私有製和漢代輕稅政策的批判雖有一定道理，但他企圖廢除仍然符合當時生產力狀況的土地私有製，恢復早已滅亡了的奴隸制時代的井田制，顯然違背歷史發展趨勢。王田制直接觸犯大土地佔有者的利益，同時王莽也沒有真正使無地和少地農民獲得土地。他否定漢代三十而稅一，在王田制上實行“什一而稅”，這就等於把田賦從漢代基礎上提高了三倍，顯然不會得到地主和廣大自耕農的擁護。所以，在地主豪強及人民群眾的雙重反對下，王田制很快宣布失敗。公元11年，王莽不得不自行宣布取消王田制。
東漢王朝建立後，豪強地主的土地兼併活動更加猖狂。他們不僅佔有大量土地，而且佔有大量依附農民。大量戶口被豪強所隱佔，造成國家很大一部分稅源失去了著落。這種情況，必然要促使封建統治者對賦稅制度進行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