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四節馬可·波羅與伊本·巴圖塔的來華

元代中西往來活動的高峰，當推馬可·波羅(公元1254—1324年)的訪華。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人。他的父親尼柯羅和叔父馬菲奧曾經到東方經商，隨著伊兒汗旭烈兀的使臣到達上都，見到了忽必烈。忽必烈派他們前往羅馬教廷進行聯絡。尼柯羅兄弟返回歐洲時，恰逢老教皇去世、新教皇未立之時，於是先返回家鄉威尼斯。這時的馬可·波羅已是15歲的少年。 1271年，他跟隨父親和叔父去謁見新教皇格里高里十世。然後，三人與教皇派出的兩名使節同行，踏上前往東方的道路。途中，兩名使節不耐勞苦，將教皇給忽必烈的信和出使特許狀都交給了他們。馬可·波羅和父親、叔父繼續前進，沿絲綢古道，經過三年半跋涉，終於在1275年到達開平(元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馬可·波羅在忽必烈宮廷中甚受信用。他在中國居留17年，經常奉命巡視各地，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和長城內外。 1291年，馬可·波羅奉命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遠嫁波斯，從泉州出海，經蘇門答臘、印度至波斯。然後，他由陸路取道兩河流域至高加索，最後乘船經君士坦丁堡返回故鄉威尼斯。後來，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對熱那亞的海戰，在戰爭中被俘。他在監獄裡把自己的東方見聞口述給難友聽。以後，難友將馬可·波羅的口述整理成書。這就是馳名世界的《馬可·波羅遊記》。這部書不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顆明珠，而且對世界歷史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它所敘述的中國富庶繁榮與文化昌明的情況，在當時處於相對落後的歐洲引起了轟動。書中介紹了元代中國的首都北京，說：

城內以及和十二個城門相對應的十二個近城居民之多，以及房屋的鱗次櫛比，真非想像能知其梗概。凡世界上最為稀奇珍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裡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根據登記表明，用馬車和馱馬載運生絲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輛次。絲織物和各種絲線，都在這里大量生產。 書中還記載道： 皇宮大殿宏偉壯麗，氣勢軒昂，能容納一大群人在這裡舉行宴會。宮中林立著許多不相連續的建築物，設計合理，佈局相宜，非常美麗，建築術的巧奪天工，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北京以外，《遊記》依次介紹了涿州、太原、西安、成都、雲南等地，對風景如畫，繁花似錦的江南尤為讚賞。書中稱杭州大小橋樑有12000座，全城人口共有160萬戶，中國各大城市中絲綢、胡椒、金銀、珠寶皆非常豐富，而全國驛站的完善，紙幣的通行，煤炭的使用等更是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奇蹟。這些信息，雖然已使當時的歐洲人驚為“天外奇譚”，但馬可·波羅臨終前卻告訴同鄉說，他還未說出自己見聞的一半。

與馬可·波羅同時代的意大利人，還有一些曾來中國貿易。本世紀50年代以來，在揚州、泉州等地發掘和發現的歐洲人墓葬中，就有元代來華的意大利商人，如揚州南門水關喀德林和安東尼伊利翁尼墓碑，碑主即來自熱那亞。佛羅倫薩的皮果羅於1340年前後編撰的《商業手冊》，是一本商旅指南。書中關於中國的記載，也反映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水準。皮果羅指出： 據商人曾至契丹(按指中國)者言，由塔那(在克里木半島，是當時通往中亞與中國陸路商道的起點站之一)至契丹，全途皆平安無危險，日間與夜間相同……契丹國內，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此城周圍百里，城內比戶鱗居，人口甚眾。 元代中國與基督教歐洲的聯繫，是部分地建立在與穆斯林世界密切聯繫的基礎之上的。 14世紀上半葉，中國使節訪問埃及，贈給當時埃及素丹納賽爾700匹織錦，其中有些上面還織著素丹的名字。在元代，大量阿拉伯人在皇帝宮廷供職。來自敘利亞的愛薛，在忽必烈手下掌管天文、醫藥部門。另一位阿拉伯人瞻思，由於漢文化修養很高，參與編纂重要大型書籍《經世大典》。

正如馬可·波羅訪華標誌著元代中國與基督教歐洲交往的高峰一樣，中世紀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圖塔的來華，也標誌著當時中國同阿拉伯世界交往的高峰。伊本·巴圖塔(公元1304—1377年)是摩洛哥丹吉爾人。 1325年，他離開家鄉，立志周遊世界。伊本·巴圖塔經北非地中海諸國到達埃及，再遊歷麥加聖城、波斯、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岸一些城邦。 1334年，他渡黑海來到欽察汗國。不久，又經察哈台汗國前往印度。 1342年，伊本·巴圖塔隨元朝使臣從印度前來中國，因海上遇難，又輾轉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等地，後來才從孟加拉經蘇門答臘一帶航海來到中國，在泉州登岸。他在中國遊歷了泉州、廣州、杭州、大都等地，於1347年離開中國，又到過許多地方，如西班牙、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地區，等等。伊本·巴圖塔足跡遍及三大洲，行程總計12萬公里。他在1354年奉摩洛哥國王之命，口述了30年旅行的經歷與見聞，由國王特派的書記官用阿拉伯文記錄下來，成為著名的《伊本·巴圖塔遊記》。

在書內的中國部分，伊本·巴圖塔對中國的物產豐饒、技藝超群，印像極深。他指出：中國河流“沿河遍布村莊、田禾、果園和市鎮。比較埃及尼羅河人煙更為稠密”。盛產蔗糖、葡萄、李子、西瓜、麥類、黃扁豆、豌豆等等。他介紹了中國的燒瓷、燒炭、排灌和紙幣發行的情況，指出：“中國的瓷器遠銷印度等地區，直到我的故鄉馬格里布。這種瓷器在當世確是首屈一指”；“所有中國人都很看重金銀器。那裡的絲綢產量極多”。總之，“中國人比其他民族有更高超的技巧和藝術才華。這業經世界公認，見於許多人的著作中。他們的繪畫精絕人寰，可說得天獨厚”。 伊本·巴圖塔還記載了中國發達的航運業和嚴明的法制。巴圖塔來華之前，已在印度的科澤科特見到世界各地的帆船雲集，中國船就有13艘。他指出，中國大海船常有四層甲板，可載千人。 “中國海域全由中國船隻航行”。伊本·巴圖塔還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高度讚揚了中國的社會秩序。他說：“對商旅來說，中國地區是最安全最完美的地區。一個單身旅客，即使攜帶大量財物，行程幾個月，也盡可放心。”因為每一個驛站都有旅店，有官員率騎兵和步兵負責管理，從廣州到北京各站都是如此。

對於中國的城市，伊本·巴圖塔作了生動的描述。他指出：刺桐城(即泉州，因唐末以後環城遍植刺桐樹而得名)“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出產的錦緞和綢子，也以刺桐命名”。又說：“刺桐港是世界巨港之一，甚至可以稱作世界最大的海港。我親見港中寄碇的大船約有百艘，小船更多得不可勝數。這里大海伸入陸地，成一港灣，港口和大江連接，成為天然良港。城中花園極多，房舍就建在正中，很像我國的賽杰拉馬薩城”。賽杰拉馬薩城扼摩洛哥南下撒哈拉商路的要衝，同時又是該國著名的花園城市。泉州城裡有許多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外商。伊本·巴圖塔在那裡遇到了來自波斯的商人賽里夫丁等。 伊本·巴圖塔稱廣州為秦克蘭或秦尼秦尼。他認為珠江在這裡入海。他說，廣州“是一大都市，街市優美，最盛的是瓷業。瓷器從這裡運往中國各地和印度、也門”。他還特別注意在中國各地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情況，如介紹廣州蕃坊時說：“城中有一地段，是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那裡有一所大清真寺和一所小清真寺；有市場；有法官和謝赫(伊斯蘭教宗教領袖)。”

伊本·巴圖塔稱杭州為行在。這位曾周遊世界，出入印度德里、印度以及埃及開羅宮廷的大旅行家，對杭州城的繁華和宏大使用了形容詞的最高級形式來加以頌揚。他說：“行在城的宏大，須三日才能穿越全城，遊覽該城需投宿就餐”。伊本·巴圖塔將杭州劃分為六城，大小相包，實際是居住區域各有分界。其中，第三城住穆斯林，“城區優美，市街佈局和伊斯蘭地區並無兩樣”。城中居住著不少穆斯林，其中最有威望的是埃及人奧斯曼·本·阿法的後裔。奧斯曼同族很多，他的“子孫在這裡的穆斯林中最負盛名”。 伊本·巴圖塔稱當時的北京(王城、大都)為汗八里。對可汗的宮殿有專節敘述。他說王宮位於城市中央，建築多精工雕刻的木結構，佈局獨具風格，有門七座，其第五門為首相官衙所在，同時有禮部、財部、司法和郵驛四座官衙。第六門是皇帝所住。第七門由青年男僕守衛。守衛者除中國人外，還有印度人和阿比西尼亞人。

元代中西交通的空前暢達，致使中西文化交流有了一個新的飛躍。使先進的中華文明，特別是中國當時科技成果的精品，得以西傳穆斯林世界，再通過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同時，先進的阿拉伯文明中的精品也傳入中國。甚至歐洲基督教文化也經由阿拉伯世界，直接流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