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五節元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國絲織品的西傳，在元代又出現了一個熱潮。早在蒙古西征時期，就把一些中國織匠帶到穆斯林世界。中國的鳳凰、龍、麒麟等圖紋花樣被引入了穆斯林的絲織花樣之中，一直遠傳到蒙古人未曾到過的埃及和小亞細亞地區。同時，一度幾乎絕跡於西歐的中國絲綢等產品又開始源源來到這一地區。從13世紀末以後，中國的絲綢錦緞又成為意大利各地顯貴及羅馬教廷的時興服飾。當時的繪畫與考古的實物發掘都反映和證實了這種情況。例如，畫家西蒙尼·馬爾蒂尼在1317年所畫的《圖魯斯的聖路易為那不勒斯國王羅伯特加冕圖》，畫中聖路易的主教冠帶和教袍緞帶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中國絲織品。與羅伯特同時期的意大利北部城市維羅納的統治者甘格朗德，他的墓地經過考古發掘、整理，發現棺中遺體遍體都纏著中國絲綢。與絲綢一道，元代的陶瓷輸出仍保持著宋代以來的勢頭。在埃及和阿拉伯半島各地，都發掘到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殘片。伊本·巴圖塔在他的遊記中還提到，中國的瓷器一直遠銷到他的家鄉摩洛哥。

中國紙幣流通的情況，也在蒙元時期被介紹到西方。 13世紀中葉出使蒙古的盧布魯克就介紹了中國的紙幣。他說：“契丹通常的錢是一張棉紙，長寬各有一掌左右。他們在這張紙上印有條紋，與蒙哥大汗印璽上的條紋相同。”我國的紙幣，最早出現在北宋仁宗時期。蒙哥大汗時期流通於蒙古諸部的紙幣，顯然是受了中原的影響。到了元朝時期，中國紙幣流通的情形又被介紹到穆斯林世界。例如，1338年在開羅去世的阿拉伯地理學家阿合瑪·昔拔不丁曾記載說：“中國人把桑樹纖維所製成的長方形紙片當作錢幣，上面印著皇帝的名字。使用這些紙幣的時候，把它拿到官吏那裡，打些折扣，取得另一票子，猶如在我們的造印廠以金銀塊變換鑄造的硬幣。”伊本·巴圖塔也介紹說：“所有到了這個國家(指中國)的金銀都熔化成塊。正如我剛才所說，買賣都用紙幣，大如手掌，上面印著皇帝的御璽。”

此外，中國的驛傳制度也傳入埃及。埃及採用驛傳制度以後，同敘利亞之間的交通暢通無阻。當時，從大馬士革若有急事到開羅，只需要四天就可抵達。 最值得注意的是火藥的西傳。 中國不但是火藥的發明國，而且是最早製造各類火器、包括銅製火砲的國家。早在公元七八世紀，孫思邈等人就已善於用硝和硫磺作為煉丹時藉以發火的藥料。火藥發明後，很快就被應用於軍事上，成為殺傷力很強的火攻武器。 10世紀初，我國用於城市攻堅戰中的“飛火”，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北宋時期，由國家建立了大規模的火器和火藥工場。 11世紀初，創制了一種改良型的火藥包，名叫“手炮”。接著，又發明了霹靂炮與類似於現代地雷的鐵火砲。到了南宋時期，開始使用管型火器，如竹製火槍，以及能發射火焰的飛火槍和火筒。 1259年壽春(今安徽壽縣)出現的突火槍，用巨竹作筒身，用火藥的爆炸力發射子窠〔ke科〕，射程達150步，實在是近代射擊型火器之鼻祖。

元代繼承了宋代的技術，進一步研製、發展，終於製造出最早的火銃〔chong衝〕。 1970年在黑龍江阿城出土的忽必烈平叛時(公元1287年)使用的銅銃，長34厘米，重3.55公斤。當時中國專門使用這種火器的“銃卒”，實際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火槍手。 火藥和火器在中國發明後，又迅速西傳。火藥的製造，首先是硝傳入伊斯蘭教諸國。時間早在八九世紀。波斯人稱之為“中國鹽”，阿拉伯人稱之為“中國雪”。南宋偏安，首都臨安(杭州)盛行“流星”、“花火”。僑居該地的許多來自阿拉伯地區的人士對這種騰空四濺的煙花印象深刻，很快將其介紹到自己的故鄉。據記載，1249年，埃及阿尤布王朝國務大臣奧姆萊親自主持首次在伊斯蘭國家使用火藥的試驗。這次試驗所使用的火藥配方，很可能就是半個世紀後記載於一部阿拉伯兵書中所列舉的“契丹花”的處方。

蒙古人在南下中原地區時，掌握了這一科技成果，並挾之以西征。 1260年，埃及馬木路克王朝素丹拜伯爾斯在大馬士革一戰擊敗了蒙古西征軍，俘虜了一些製造火藥的匠師，繳獲了大量火器。從此，中國的火藥與火器技術更直接大規模地西傳。 14世紀，埃及馬木路克王朝時開始仿造中國火器，可以用火槍發射火箭。在這個基礎上，很快又研製成功發射鐵丸的火器，後來發展成火槍。 14世紀70年代，埃及還製造出能發射大砲彈、射程極遠的銅砲。 火器從埃及向西流傳，很快就傳到摩洛哥。摩洛哥於是成為僅次於埃及的火藥與火器製造中心。 1590年，摩洛哥素丹艾哈邁德·曼蘇爾派兵遠征撒哈拉以南的桑海帝國，其中就有2000名火槍手。正是靠著這一新式火器的優勢，摩洛哥人毀滅了西蘇丹地區最後一個龐大的帝國。摩洛哥人還用火器對抗葡萄牙人從北方的入侵。 1342年，摩洛哥人在保衛阿爾吉西拉斯的戰役中，使用火砲抗擊葡王阿方索十世的軍隊。英國的德比伯爵和索爾茲伯里伯爵參加了此次戰役，從摩洛哥人那裡學會了火砲的使用。三年後，在1345年的克萊西戰役中，英國人初次使用了火砲。接著葡萄牙人也學會了使用與製造火砲、火槍。從此，近代火器技術迅速傳遍歐洲。到16世紀葡萄牙殖民者初次來到中國時，使他們耀武揚威於中國人面前的已是“銃聲如雷”、“炮聲殷地”的新式火器了。

宋元時期我國幾項偉大的古代科技發明西傳穆斯林世界，再由那里傳入歐洲，這在世界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指南針及其應用於航海事業，對於日後歐洲新航路的開闢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創建，起了重要作用。沒有指南針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無論是哥倫布發現美洲，還是麥哲倫環航世界都是難以想像的。造紙與印刷術的西傳，使日後西歐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得以在社會上大量、廣泛地流傳，為資產階級革命作出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而火藥的傳入歐洲，使歐洲中世紀王公貴族的城堡在掌握了火器武器的資產階級革命武裝面前變得不堪一擊，同時使歐洲殖民主義者更容易對亞、非、拉廣大地區進行征服和劫掠。總之，在歐洲歷史大轉折的前夜，這些發明的西傳，對於歐洲封建主義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勝利，起了某種革命性的作用。

當元代中華文化源源西傳時，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科技文化成果也傳入中國。 在元代，移居中國的來自穆斯林世界的人士，常以色目人的身份出入宮廷，並受到信任和重用。他們在傳播阿拉伯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人在天文、曆法、醫藥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阿拉伯科學技術對元代影響最大的是天文曆法。古代埃及亞歷山大城學者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傳入中國，譯名為《麥者司的造司天儀式》。元世祖忽必烈十分重視這方面的工作，還在即位之前，他就徵召穆斯林星象學者，當時就有札馬魯丁等人應召前來。 1267年(世祖至元四年)，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同年，札馬魯丁“造西域儀象”。據英國學者李約瑟的研究，札馬魯丁攜來北京的曆書，就是摩洛哥天文學家阿卜·阿里·哈桑·馬拉庫西編著的歷學巨著《開始和終結之書》。在北京，札馬魯丁遇到了我國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郭守敬在負責改治新歷的工作中，可以肯定已經受到阿拉伯曆書的影響。至於札馬魯丁攜來或製作的天文儀器，大約應是當時伊兒汗國從阿塞拜疆的馬拉加天文台傳到中國的儀器，這些傳自阿拉伯世界的儀器，有渾天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和觀像儀。它們的傳入與使用，有力地推動了古代中國天文、曆法的進步。我國元代以後天文儀器的巨型化，也受到埃及的影響。

來自敘利亞的愛薛，精通西亞多種語言，擅長星曆、醫藥之學。還在蒙古貴由大汗在位期間，愛薛即於1246年來華，深受信用，在忽必烈藩邸工作，他曾建議設立西域星曆和醫藥專署。忽必烈即位後，便委任愛薛掌管西域星曆、醫藥二司。元朝在上都、大都設回回藥物院。現存的明初刻印的《回回藥方》，當是元代翻譯的阿拉伯醫書和藥書。現在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回回藥方》，尚殘存四冊。它們是第一冊目錄卷；第二冊中風門；第三冊雜症門；第四冊金瘡門、折傷門、針灸門、湯火門、棒瘡門、治人齒所傷門。所涉醫學有內科、婦科、兒科、外科、正骨、針灸和藥劑等分科。 《回回藥方》用中文寫成，附有一些波斯文。它的原本應是流傳於穆斯林世界的幾部阿拉伯藥典。 1273年，愛薛創辦的大都藥物院改名廣惠司。愛薛氏子孫多人，繼承家學，連續分管宗教、星曆、醫藥等部門。

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學者，主要集中在兩個部門工作，一是回回司天台，一是秘書監。因此，這兩個部門匯聚了不少來自阿拉伯世界的藏書，具體體現了中阿文化交流的情況。據1272年統計，僅回回司天台就申報該台有經書242部。其中，歷學天文書七種96部；數學書四種47部，其中有歐幾里德幾何學的阿拉伯文譯本；占星占卜學六種若干部；醫經一種13部；煉丹、堪輿、哲學、史學、詩學、識寶技術書各一種各若干部。學科門類之多可謂空前。此外，還有天文圖、儀器四件。 在建築方面，元代中國建築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影響。阿拉伯建築家也裡迭爾曾主持了元大都皇城和宮苑的建設。同時，穆斯林世界來華的商人，曾在泉州、廣州、杭州等地修築清真寺和醫院，它們的建築式樣也是根據敘利亞和埃及流行的格式仿建。現存最早的清真寺，是泉州始建於1009年的清淨寺，在14世紀又曾整修一新。該寺門樓建築式樣與12世紀到14世紀阿勒頗、開羅的一些寺院、陵墓非常相像。門樓取狹長尖拱，入門穹頂用蛛網狀尖拱小室蓋石刻拼疊，甬道的建築風格和式樣，也都和阿尤布、馬木魯克時期的伊斯蘭建築如出一轍。

此外，中國古代製糖工藝也受到域外的影響。唐代以前，中國人已知用甘蔗汁熬糖，但方法比較落後。由於公元七八世紀時印度用蔗汁熬糖的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因而唐太宗時專門派人去學習，結果是“色味愈西域遠甚”。到了元代，又有埃及人到中國來傳授熬製白砂糖的技術。 除了阿拉伯文明外，歐洲基督教文明在元代也直接傳入中國。元朝對基督教統稱為也裡可溫教，包括原來在中國流傳的景教和羅馬方濟各教派傳入的天主教。元朝統治者專門設立了崇福司，管理也裡可溫教事務，同專門管理佛教事務的宣政院、管理道教事務的集賢院一起，成為掌管宗教事務的三大主管機構。元代也裡可溫教信徒達到三四萬人，大都是蒙古和色目人(元朝對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歐洲各族人的概稱)。隨著蒙古和色目人的遷移，也裡可溫教徒遍布全國各地。當時的北京、泉州、大同、揚州、新疆等地都有天主教堂。而隨基督教的傳入，基督教樂曲也在大都的街巷中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