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五節宋代的中西海陸交通

北宋王朝結束了唐以後五代十國的紛爭，卻始終難以擺脫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長期對峙的積貧積弱的局面。同北宋政權鼎足而立的，是遼和西夏。此外，回鶻(即回紇，維吾爾族的古稱，元明時期稱畏兀兒)在西域以高昌、龜茲、于闐為中心，建有三個政權。遼朝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控制範圍有今天的內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黑龍江流域、遼河流域和華北部分地區。我國另一個少數民族党項族建立的西夏國則管轄著黃河河套地區與河西走廊，控制了通往中亞的通道。而當時橫跨在蔥嶺東西的還有一個哈拉汗國，即黑汗王朝，是一個操突厥語的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待到北方女真族興起後，它所建立的金朝滅亡了遼和北宋，統一了中國北方，與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形成宋金對峙的局面。

北宋時期，哈拉汗國和回鶻民族對於絲綢之路南道的維持與某種程度的振興起過積極作用。于闐一道曾經成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路。高昌回鶻是哈拉汗國和內地宋朝商品往來的橋樑。而龜茲回鶻和高昌回鶻又同為契丹與中亞、波斯往來的中介。于闐、高昌、龜茲、回鶻都曾與北宋互派使臣通好。回鶻商人的足跡常到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和遼國的上京臨潢府(今遼寧巴林左旗東南波羅城)。遼國和中亞國家也有定期商隊往還，在上京設立榷場，進行貿易。在遼國上京遺址曾發現十字鏈飾，顯然是基督教遺物。可見通過回鶻，景教也流傳到遼國都城。遼國西遷後，曾擊敗塞爾柱突厥，建立了在中亞的統治，成為一個地跨蔥嶺、東起阿爾泰山、西至鹹海以北，北到巴爾喀什湖、南界阿姆河的大國。它信奉佛教，兼容景教，威名曾傳到歐洲十字軍騎士團。連羅馬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也曾致書西遼國王請求援助。因此，契丹這個名字成為中亞各族稱呼中國的名稱，再向西傳到歐洲，歐洲人也有將中國稱為契丹的。西遼統治持續了一個世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一個重要媒介。

北宋初年，曾派出一個157人組成的西行求法團去印度取經。應詔率團前往的是僧人行勤。行勤等人自階州(今甘肅武都縣)出塞西行，經敦煌一帶，入伊吾、高昌、焉耆、于闐、疏勒等地。然後渡過雪嶺，到達印度。回國前還曾到過尼泊爾。行勤等人西行時，帶有宋朝皇帝給大食國王的書信。 行勤使團的使命，除了求法之外，大約還含著大宋王朝初期探索陸路絲道的雄心。但北宋王朝時期的外部環境，畢竟太困難了。在西夏控制河西走廊時期，宋朝與西域的陸路交通曾一度中斷過。宋神宗時雖然得到恢復，卻須繞道青海北部，由秦州(今甘肅天水)入境。這以後由於形勢的劇變，陸路交通遂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業了。 在這種情勢下，海路交通便日益成為中西往來的主要途徑。同時，中外經濟交流的發展與頻繁，也自然使海上交通逐漸取代陸上交通。宋代以後，中國瓷器出口越來越佔重要地位，而沉重易碎的瓷器經陸路運輸極易顛簸壞損。中亞諸邦形勢很不穩定，旅途安全也成問題，陸道運輸量也受限制，不利於國際間貿易的擴大。據估計，一支30匹駱駝組成的商隊僅能馱9000公斤貨物，而一艘海船貨運量可達60—70萬公斤，相當於2000多匹駱駝。

宋代，特別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視和鼓勵海外貿易。 971年，宋太祖就在廣州設立市舶司，以後宋朝政府又在泉州、杭州、明州、溫州、秀州(今浙江嘉興)、密州(今山東諸城)等沿海各地陸續設置市舶司。宋太宗時，還派人攜帶詔書和絲織品出海招徠外國商人來中國進行貿易。後來，許多“蕃商”(外國商人)定居中國，被稱作“蕃客”。這些外商中，以阿拉伯人為最多。宋政府在廣州還劃定地段，設立“蕃坊”，專供外商、外僑居住。並設有“蕃長”職務，由外商或外僑擔任。 阿拉伯商人來東方和中國貿易，或合夥、或自備船舶和船貨獨資經營。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豪卡爾於961年在巴士拉遇見了一位名叫阿卜·貝克爾·阿赫邁德·西拉菲的富商，常常從自己的船隊中裝備一艘駛往印度或中國的貨船。他把全部船貨交給合夥人，從不索要報償。在宋代中國記載中，阿拉伯的一些船主也是財大氣粗，經常代表國王向宋朝饋贈象牙、犀角、香料和珠寶。宋太祖、太宗時期(公元960-997年)，阿拉伯商人、船主蒲希密·蒲押陁〔yi椅〕黎父子幾度貢獻禮物，其中有像牙、乳香、鑌鐵、吉貝、蕃錦，等等。 11世紀中葉，廣州有一位在中國居留數十年的阿曼人辛押陀羅，積家資數百萬緡〔min民〕。他身為蕃長，被宋朝封為懷化將軍，在廣州起著“開導種落，歲致梯航”的重要作用。他還曾捐資賣田，大力協助復興郡學。南宋高宗(公元1127—1162年在位)時，阿拉伯商人蒲里亞進貢大象牙209株，大犀角35株。另一位阿拉伯商人蒲羅辛則造船一隻，運乳香到泉州，價30萬緡。總之，從968年到1168年的200年間，以哈里發名義來華進貢的阿拉伯商人有49人次之多。許多阿拉伯人因到過中國、通曉中國事務，而在自己的名字之後獲得了“中國”(Sini)這一附名。如庫法人伊卜拉辛·本·伊斯哈克由於長期在中國經商而得到“中國”的附名；出生在西班牙的宗教人士阿卜杜勒·哈桑·薩阿德·哈伊爾·安薩里從馬格里布前往中國，也得到“中國”的附名；著名的聖訓學家阿布·阿穆爾·哈米德則被稱為“中國的哈米德”。大批阿拉伯富商、學人和宗教人士來華，對於穆斯林文明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例如，他們在廣州、泉州、揚州修建的清真寺就成為傳播穆斯林文明的重要中心。

官營貿易之外，民間海外貿易也逐步發展起來。到了南宋時期，根據史書記載，與南宋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中國商人去海外貿易的國家也有20多個。海上絲綢之道溝通了亞非歐三大洲。 在不斷擴大的對外交往中，中國對西方諸國，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了解也更加精詳。宋代周去非著《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著《諸蕃志》在前人的基礎上，廣泛吸收來自海外商家、海員及有關著述的信息，在這方面又有很大的進步。例如，對於中西交通與貿易的重要國家埃及，《諸蕃志》在有關勿斯里國的介紹中就有相當詳盡的記載： “國人惟食肉餅，不食飯，其國多旱。管下一十六州，週四六十餘程。有雨則人民耕種反為之漂壞。有江水極清甘，莫知水源所出。歲旱，諸國江水皆消減，惟此水如常，田疇充足，農民藉以耕種，歲率如此。”

我們知道，尼羅河是埃及文明的搖籃。尼羅河的周期氾濫與三角洲農耕的富庶，在這裡得到了清楚地敘述。 趙汝適又指出，“又有州名憩野，傍近此江”。 “憩野”一名，是阿拉伯語開羅的對音譯名。 973年，法蒂瑪人從北非征服埃及後，建設了新都開羅(意為“凱旋城”)。到了薩拉丁創立阿尤布王朝之後，埃及在伊斯蘭世界的聲望，由於抗擊歐洲十字軍而蒸蒸日上。埃及作為印度洋和大西洋、亞洲與歐洲之間的橋樑作用日益突出。開羅的名聲已凌駕於巴格達之上。 《諸蕃志》對此也有反映： 其國雄壯，其地廣袤。民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都號蜜徐籬。據諸蕃衝要。 書中還記載說： 市肆喧嘩，金銀綾錦之類種種萃聚。工匠技術咸精其能。

趙汝適在書中還收集了阿拉伯的傳說。例如，在遏根陀國條目中，記述了亞歷山大著名的法魯斯島上的燈塔，說這座塔上下可容二萬人，塔頂有鏡，外國兵船入侵，很遠即可照見，預作準備。 “近年為外國人投塔下，執役掃灑數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盜鏡拋沉海中而去”。這則故事曾有許多阿拉伯作家予以記述，13世紀學者拉泰夫將其收入自己的《埃及記聞》，廣為流傳，趙汝適的記述可能即以此為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