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四節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

由於海、陸兩途交通的空前發展，唐代政府又以恢宏的氣度對外來文化採取包容廣蓄的開明態度，因而大大刺激了中國同西方各族人民的交往與交流。同時，盛極一時的阿拉伯帝國對於中國文化也十分傾倒，採取了積極吸收的態度。據說伊斯蘭教創始者、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說過：“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阿拔斯王朝哈里發曼蘇爾決定在巴格達建立新的都城時也曾說過：“這裡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們和遙遠的中國聯繫起來。” 這樣，不少中國商人、使者，和來自穆斯林世界乃至更遠地方的西方商人、使者乘著巨大的海船、或騎著“沙漠之舟”——駱駝，在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上，絡繹往還，相望於道。 人員的交往，是兩種文明或文化之間交流的一個重要前提。在唐代，來華的西方各族人員，人數眾多，規模空前。唐帝國的首都長安，就居住著來自歐、亞各地的僑民，成為古代的世界大都會。開通的社會風氣，使當時長安人的服飾都受到西方的影響。婦女常常身披仿自中印度的披肩，頭戴步搖(一種流行於薩珊波斯的耳環)，男子漢“著胡帽”，更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沿海和內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著越來越多的來自西方的客商。

8世紀中葉以後，海路的重要性逐漸超過陸路。來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多匯聚在廣州、泉州，以及江浙沿海港口。此外，在沿海商埠通往洛陽、長安的交通要衝，如洪州等地，也可見到不少阿拉伯與波斯的僑民。由於各種有利的條件，僑居、甚至定居中國各地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往往成千累萬計。公元760年，在揚州發生的一次變亂中，遇難的大食、波斯商人有數千人；黃巢起義軍攻陷廣州，大食人、波斯人、拜火教徒、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遇難者12萬人，一說達20萬人。這些數字雖或有誇張，卻仍反映出來華外商之眾。從西方來華的外國人當中，自然以商賈為主，如8世紀中葉前後來華從事沉香木貿易的阿卜·烏拜達，八九世紀之交來華作中間商的納札爾·本·麥伊蒙等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外商。公元915年，定居在巴士拉的西拉夫人阿卜·扎伊德編寫了一份見聞錄，其中特別記載了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巴士裡的人士的經歷。這位伊本·瓦哈卜·巴士裡於公元870年從故鄉巴士拉啟程，乘海舶來到廣州，然後前往長安，向唐僖宗介紹了阿拉伯的情況，並帶回有關長安和中國的見聞。與商人同時來華的，還有一些學者和宗教人士。如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瓦西格曾派遣譯員薩拉姆、著名學者穆罕默德·花拉子米東來；阿拉伯征服薩珊王朝的統帥賽義德·本·艾比·斡葛斯(中文記載稱旺各斯或宛各斯)也曾奉先知穆罕默德之命出使中國，死後葬在廣州；又如，先知的門徒中有四大賢人，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間，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今泉州東南郊外靈山“聖墓”，所葬就是三賢四賢。這些文化素養較高的人訪問中國，對於中西文化交流無疑是一個十分積極的因素。

關於唐代中國人前往西方、客居異國的情況，史書上記載很少。只有一次非常情況被記錄下來。這就是發生在公元751年的怛邏斯之役。阿拔斯王朝的呼羅珊(今伊朗東部)總督阿卜·穆斯林和中國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分別應中亞地方王公的請求而出兵怛邏斯，唐軍因葛邏祿部的倒戈而戰敗。戰後，大批被俘的唐朝士兵被送往阿拉伯，其中許多人是熟練的手工業者，如畫匠京兆人樊淑、劉泚〔ci此〕，織匠河東人樂隈、呂禮等等。這些人客居阿拉伯，甚至娶妻生子，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強迫移民。戰俘中有一位名叫杜環的青年人，因機緣湊巧，遊歷了西亞、北非地區，最後輾轉返回故鄉，並撰寫了一部《經行記》。可惜這部著作已經失傳，只有一小部分被他的叔父、我國古代著名學者杜佑編入《通典》，成為我國古代人親歷西亞、北非的寶貴資料。

怛邏斯之戰，只是中國和阿拉伯關係史上的一個插曲。戰後，雙方迅速恢復了和平、友好的往來。唐朝接待阿拉伯使節的記錄，一直持續到8世紀末，直到大唐帝國從鼎盛轉向衰微。 大量人員的交往，繁忙的經濟交流，便利的交通條件，以及雙邊開明的政策，終於將中西文化交流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沿著絲綢之路西去的中國貨物當中，絲織品自然仍然佔重要地位。唐代絲織技術非常高超，產品名目繁多。錦、繡、綾、絁〔shi施〕、綢、絹等織品花紋絢麗、織工繁縟。同時還發展了蠟纈〔xie協〕、夾纈、絞纈、拓印的新式印染工藝，在印染方面開闢了新的天地。紗、羅、綾、綢等優質絲織品，一方面通過中國與巴格達之間的官方經濟往來，流向西方。同時更有一些絲織品由中國海外貿易商和阿拉伯商人直接從中國運到巴格達等地，再向西方流傳。不過，自唐代以後，中國絲文化西傳，更多地表現為絲織技術的西傳。早在6世紀，中國的絲織技術就傳入拜占庭帝國，並從那里傳到伯羅奔尼撒地區。怛邏斯戰役之後，被俘唐軍士兵中的絲匠和絡匠被送到阿拉伯地區，進一步促進了那裡絲織技藝的提高。製造錦緞等高級絲織品的手工業在西亞地區迅速發展起來。在今天敘利亞、伊拉克等地的許多城市，都辦起了工藝高超的作坊，織造色澤鮮豔的錦緞、壁毯，等等。阿拉伯地區的絲織物幾乎壟斷了9世紀以後的歐洲市場，以致歐洲人把產自大馬士革的金線刺繡的綢緞叫作“大馬士克”，而將產自巴格達城阿塔卜區的條紋絹稱“阿塔比”。此後，絲織技術還由阿拉伯人傳入西班牙和西西里，並從西西里島向歐洲各地傳播。

從唐代開始，瓷器在中國對外輸出中，逐漸成為大宗貨物。陶瓷文化西傳，也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阿拉伯人十分喜愛中國瓷器。 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丹吉爾在其著作《中印遊記》中，記述了他在廣州親眼見到有大批待運的瓷器，準備從海上輸往印度洋各國。他對質地細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國瓷器大加讚揚說：“中國人能用陶土作器，透明如玻璃。裡面注酒，外面可見。”蘇萊曼不但欽慕中國瓷器的精美，而且注意到瓷器的製造方法。 自唐代開始，海上絲綢古道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實際上已成為海上絲瓷之路。這條海上商道，從中國的揚州、明州和廣州出發，向西跨越南海和印度洋，一直到達東非沿海諸城邦與北非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從那裡進入地中海地區。

唐代的青瓷、白瓷和彩繪瓷器都曾遠銷西方阿拉伯乃至地中海世界。青瓷以浙江越州(今餘姚)為主，黃褐釉瓷以洪州(今江西南昌)見長，而長沙銅官窯的斑彩更是別具一格。所有這些瓷器在西傳過程中都大受歡迎。例如，公元786—806年在位的哈里發哈崙·拉施德統治期間，暴虐的呼羅珊總督阿里·本·愛薛極力搜刮聚斂。他向哈里發貢獻的各種金銀財寶當中，除了2000件精美的瓷器之外，還有哈里發宮廷裡從未見過的20件(一說200件)“中國天子御用的瓷器”，如碗、杯、盞，等等。波斯人把瓷器的原料高嶺土稱作中國土，瓷器叫作“天朝”，後來乾脆稱為“中國”。這個名詞在晚唐時期伴隨著華瓷大量輸入埃及，變成了阿拉伯語中通用的名詞。

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國的紙和造紙術的西傳。紙是中國的偉大發明之一。公元5世紀初，已經沿絲綢古道西傳到新疆。最晚在6世紀，新疆已經有了當地自造的紙。大約在7世紀，造紙術已從新疆外傳到中亞地區的撒馬爾罕。同樣在怛邏斯之戰以後，中國戰俘中的造紙工匠在撒馬爾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家造紙作坊。隨著阿拉伯帝國經濟的繁榮和政治的昌盛，文化事業也發展起來，因此在阿拔斯王朝時期，紙的使用與製作大大推廣開來。公元794年，按照撒馬爾罕的模式在帝國首都巴格達開辦了一座造紙工場。此後，在大馬士革、也門等許多地方都辦起了紙坊。大馬士革在此後好幾百年的時間裡都是向歐洲供應紙張的主要產地。造紙術大約在9世紀末傳入埃及。到了10世紀末，埃及本地造紙場生產的紙張已經取代了埃及人數千年來傳統使用的紙草紙。一封寫於9世紀末埃及的信，在結尾處特別註明：“用紙草紙書寫，請原諒。”其實，這封信是寫在一張質地最好的紙草紙上的，而寫信的人仍然在為自己沒有用紙書寫而特地致歉。這說明當時紙張已經成為時興的書牘材料。到了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十分驚異地記載了他在埃及見到的情況，在開羅，“賣菜和香菜的小販，都隨備紙張，把任何賣出的東西，都用紙包裹”。可見，由於巨大數量的生產，紙張不僅已經成為埃及人民普遍的書寫材料，而且已經變成具有多種使用價值，在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公元12世紀時，造紙術由埃及西傳摩洛哥，並從那里傳入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國家。

由於西方的拜占庭帝國、薩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國都是有著高度古代文明的國家，所以它們在同中國交往時，能夠將自己多姿多彩的文化沿著絲綢古道輸送到中國來。例如，在雕刻藝術方面，中國歷來以平雕為主。在同西方交往中逐漸學到了浮雕術。著名的唐代浮雕“昭陵六駿”，顯然就是受了薩珊波斯浮雕術的影響。在音樂、舞蹈方面，沿著絲綢之路傳來的胡樂、胡舞，盛行於唐代的長安。胡樂有龜茲樂、天竺樂，琵琶是主要的演奏樂器。舞蹈則有來自拜占庭的拂菻舞，來自中亞石國的柘枝舞，等等。 “女為胡婦學胡妝，使進胡音務胡樂”，在唐開元天寶年間，已經形成一種社會風氣。胡旋舞也很盛行，“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所謂“圓轉”，就是胡旋舞。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他的詩作《胡旋女》中，專門描述了生活在長安的波斯舞蹈演員的高超精湛的藝術：“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全唐詩》卷四二六，白居易三)。在體育方面，發源於古代伊朗的波羅球，也傳到中國，盛行於唐代宮廷。 “波羅”在古波斯語中意為棍棒。波羅球是一種以棍擊球的體育遊戲，後來漸漸被稱為“馬球”。在西安附近的唐墓裡，還發現有描繪波羅球遊戲的壁畫和各種打波羅球姿態的男女騎俑。在西安還發現了在宮廷裡修建波羅球場的奠基石銘。

唐帝國對各種外來文化採取兼容並蓄的態度，最突出的表現在它對外來宗教的態度上。伴隨著中西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除了從西漢末年以來傳入的佛教外，又相繼從西方流入了摩尼教、襖〔xian掀〕教、伊斯蘭教和景教。 佛教在我國唐代達到了最盛期。以佛教為紐帶，中國和印度、斯里蘭卡、尼泊爾等信奉佛教的國家來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說裡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師玄奘。這位俗名陳禕〔yi衣〕的高僧於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踏上絲綢之路，前往印度學研佛經。他在印度先後巡訪了佛教六大聖地，足跡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為佛學大師。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為他在曲女城舉行一次規模盛大的學術辯論大會，會上作為論主的玄奘沒有被任何人所難倒，獲得了極高榮譽。闊別長安18年後，玄奘才從印度帶著650多部佛教經典回到祖國。後來，他翻譯了75部佛經，還根據旅途見聞，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記》。它記載了印度等100多個古國的歷史沿革、風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脈河流、生產狀況等。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歷史和宗教的學者視同瑰寶，已譯成多種文字，成為世界名著了。當時，從印度到中國來的許多佛教僧侶，都客居長安譯經。唐朝統治者雖然將老子(李耳)奉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卻始終遙遙領先，在中國社會有著更大的影響。

襖教，又稱火襖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在公元前6世紀時創立的。它宣揚善惡二元論，認為火、光明、潔淨、創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濁、破壞、死亡是惡端；善惡相爭，光明必將戰勝黑暗。它崇尚光明，因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時期，自波斯和中亞傳入中國。唐代長安城西北部設有襖教寺院三座。在洛陽、涼州(今甘肅永昌以東、天祝以西一帶)、沙州(今甘肅敦煌)等地也建有襖教寺廟。 摩尼教，又稱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紀創立的。它吸收了襖教、基督教和太陽神教等思想，也宣揚善惡二元論，認為宇宙間光明與黑暗兩宗相鬥，人們應奮起助明鬥暗，等等。公元4至6世紀，該教流傳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則天當政時，波斯摩尼教經師拂多延等人攜帶該教經典《二宗經》來到中國。從此，摩尼教開始在中國流行，陸續在各地設立寺廟。長安的大雲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對貧苦民眾有著相當的吸引力。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些農民起義披著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鬥的學說來動員群眾。著名的宋代方臘起義，就是用該教號召民眾的。中國民間秘密宗教組織，如明教、白蓮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響。摩尼教的傳入，給中國下層勞動群眾的反抗鬥爭，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蘭教，俗稱回教。隨著大批穆斯林從西亞、中亞各地前來中國，伊斯蘭教在我國流行起來。唐代的長安、廣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傳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攜帶到中國來傳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視，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稱“大秦景教”，實際上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由敘利亞人聶斯脫利創立。聶斯脫利認為耶穌兼有人神二性，違反了基督教的正統教義，因而被斥為異端，驅逐流放。公元5世紀末，聶斯脫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獨立教派，建立總教會，向西亞和中亞傳播。突厥人對景教的東傳起了媒介作用，6世紀末，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和波斯王聯合鎮壓叛亂，曾俘虜過額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過突厥人傳入我國內地的。明朝末年，在陝西盩厔〔zhou zhi周至〕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現藏西安碑林)，碑文中敘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國的情況：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波斯景教僧侶阿羅本攜帶該教經書到達長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齡到西郊將其迎入宮中，譯經傳道。隨後又發布詔令，准許建立教堂，傳播景教。到唐高宗時，景教曾廣為流傳，一時出現了“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阿羅本也被封為鎮國大法主。唐玄宗曾親自為教堂題寫匾額，德宗更為之立碑記盛。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大秦寺僧景淨撰寫的。景教初傳入中國時，教堂都稱為波斯寺，後來改稱大秦寺。除長安以外，洛陽、靈武、成都、廣州、揚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還作過唐朝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手下的謀士。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左右兩側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據考證他們大都是外來僧人，來自伊朗或敘利亞等地。這些早期來華的景教僧侶除了在中國傳教外，還進行了大量的譯經工作。僅在敦煌鳴沙山石窟發現的唐朝景教經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六種。其中提到當時譯的景教經典多達35種。 唐武宗時，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廢之列。從這次挫折以後，景教在我國內地傳播的勢頭逐漸減弱。唐末黃巢起義軍攻破廣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後的混亂中被殺。此後，景教勢力基本上退出內地，僅在新疆、內蒙古等邊遠地區還有踪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