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節唐代中西陸路交通的發展

先看唐代中國對西方的陸路交通。唐代的陸上絲綢之路最稱繁榮。據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宰相賈耽的考證，在漢代以來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開闢了兩條新的路線。一路由龜茲經姑墨、溫宿、勃達嶺(今別迭里山口)、熱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葉(吉爾吉斯北部托克馬克附近)和怛邏斯(哈薩克東南部江布爾)。另一路由庭州(今吉木薩爾北)，經青海軍(今沙灣東)、黑水守捉(今烏蘇)、弓月城(今霍城)，到碎葉和怛邏斯。兩路匯聚怛邏斯以後，再向西行，可達西海；向南則經過石國(塔什幹)、康國(撒馬爾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區。庭州是當時天山北麓的交通樞紐。它東鄰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魯番東南)，西與碎葉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於該地設置了北庭大都護府，成為北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龜茲則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鎖鑰。公元659年以後，唐朝安西大都護府就設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唐帝國出於對外政治威望與經濟交流的考慮，十分重視陸路絲道的經營。當時，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國已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突厥聯合拜占庭攻襲波斯，國勢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唐軍擊敗了連年侵擾的東突厥。然而，活躍在阿爾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強大。他們截斷絲綢之路，並支持高昌劫掠來往商旅和使者。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決心收復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該地設都護府，後又遷至龜茲，統領龜茲、碎葉、于闐、疏勒四鎮，史稱“安西四鎮”，保證了絲綢之路的安全與繁榮。 沿著這條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各國的商旅、使團絡繹不絕。在這條絲路上出土的絲織物，已不再是單純的中國風格，而是常常採用中亞、西亞流行的花紋，如聯珠對鳥、對獅“同”字紋錦，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圖案。新疆吐魯番附近古高昌城、木頭溝、伯子伯里克等地發現的西域壁畫，反映出羅馬畫風的影響，其中還有穿著希臘式衣服的婦女形象。從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犍陀羅式、芨多式、唐式、羅馬式畫風的互相滲透。敦煌藝術寶窟中的壁畫展現給我們的正是多種文化因素結合的傑作。在新疆出土的貨幣中，不僅有薩珊波斯的銀幣，也有拜占庭的金幣。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條絲道當年是多麼的繁忙，通過這條絲道，中西文化之間的撞擊、融會的力量是多麼的強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還出現了一條新的通道——中印藏道。這是由長安經青海入吐蕃、泥婆羅(今尼泊爾)到印度的一條新開闢的中印交通捷徑。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上過著農耕和游牧的生活。 7世紀前期，吐蕃傑出的首領松贊乾布做了贊普，統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許多部落，定都邏些(今拉薩)。公元639年，泥婆羅赤貞公主嫁給松贊乾布。公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親，文成公主入藏，從此，中印藏道成為中印雙方使節往還的主要途徑。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這條道路。 643年王玄策與李儀表第一次使印時曾沿著赤貞公主進藏的道路，訪問了加德滿都，在印度王舍城東北靈鷲山鑿石為銘，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為記。 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戒日王死，國中大亂，王玄策機智逃脫，借得吐蕃精銳及泥婆羅騎兵，平息了戰亂(《舊唐書》卷一九八《天竺傳》)。第三次出使是在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裟。他的三次出使對溝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國與南亞各國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當阿拉伯人勢力迅猛崛起、四處擴張的時候，西方的薩珊波斯和東羅馬帝國深感威脅，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國，企圖引為對抗阿拉伯人的奧援。 643年，拂菻(即拜占庭帝國)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長安謁見唐太宗，獻上赤玻璃等禮物。唐太宗曾回書問候，並回贈綾羅等絲織品。其實，見於我國史書上的這次拂菻使節來華，並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義派來的。所謂拂菻王波多力，是當時教皇狄奧多羅斯。這是因為拜占庭的國勢已在阿拉伯人的壓迫下日漸衰弱，故而想用羅馬教皇的名義來中國通好，以求得中國皇帝的支援。此後，拜占庭出於同樣目的多次遣使訪華。唐朝始終待之以禮，卻未曾答應予以援助。拜占庭終於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國是通過薩珊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隨波斯的語音把阿拉伯人稱為大食。 651年，阿拉伯人滅薩珊波斯，將其併入阿拉伯帝國版圖。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後封卑路斯為都督，封卑路斯的兒子泥湟斯為左武衛將軍，使他們在優裕的環境中客居長安，終老中國。但未發兵前往援助。

就在徵滅波斯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達長安。從那以後，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國之間不斷互通使節，雙方保持了一個世紀的和平。唐朝把倭馬亞王朝稱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馬亞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稱為黑衣大食。雙方建立了頻繁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