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三章唐宋時期中西文化的交融

唐至宋、元時期，中國和西方外部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迅猛高漲的新時期。這是由於雙邊政治、經濟等諸方面狀況的變化所促成的。 在中國方面，繼兩漢帝國之後，唐王朝再一次使中國獲得振興，成為強大、統一和繁榮的東方封建帝國。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高度發展的極盛時代。由於封建經濟的高漲和國勢的雄強.中國進行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條件，無論就需求還是就實力而言，都是極為優越的。大唐帝國威震宇內的雄強國力和它包容四海的恢宏氣魄，無疑都大大減少了它與遙遠的殊方異域進行文化交流的阻力。宋代不僅保持了唐代開創的對外文化交流高漲的勢頭，而且特別由於南宋偏安的局面，國土劇縮而民族戰爭負擔奇重，因而經費困乏，更加依賴海上對外貿易的經濟收益。蒙古西征和元代在中國造成的短促統一，更給中西交通帶來空前便利的條件。因此，自唐乃至宋、元，中西文化交流更趨廣泛、深入。

在西方，公元7世紀中葉以後，在伊斯蘭聖戰的旗幟下，阿拉伯人以橫掃之勢，迅速佔領了埃及、馬格里布以及歐亞大陸其他一些地區，建立了地跨三洲、雄強一世的阿拉伯帝國。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和伊斯蘭教迅速向中亞、東亞和東南亞廣大地區的傳播，一方面也推動了海、陸兩方面東西交通的發展，同時，更促進了西方地中海東、南部地區的社會發展與繁榮。 10世紀下半葉，法蒂瑪王朝征服埃及，遷都開羅。 1260年，埃及馬木路克王朝素丹巴拜爾斯擊敗了蒙古西征軍後，埃及更成為整個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中世紀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巴圖塔筆下，亞歷山大的“港口是巨大的，是世界上所罕見的，只有印度的俱蘭和古里港、土耳其人管轄的蘇達克港和中國的刺桐(即泉州)港堪與相提並論”。而開羅則“是當地的京都。法老的首都，地區遼闊，物產豐富，房屋相連，大有容納不下之勢。開羅一直在走著紅運，所以能統治萬民，管理阿拉伯人和外邦人”。阿拉伯人在西亞、北非一帶創造的高度發展的伊斯蘭封建文明，使其在同中華文明交往時能夠達到高層次的文化交流。歐洲，這時主要是中華文明同阿拉伯文明交流的受益者。特別是在12世紀以後，隨著意大利半島商業的活躍，威尼斯、熱那亞發展成歐洲最大的商埠，它們主要進行東方貿易，目光集中在遙遠的、神話般富足的中國。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進入了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遠超兩漢時代的巨大高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