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五節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隨著以漢帝國為一端、以羅馬帝國為另一端的海陸兩途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高潮。 對於西方地中海世界來說，中國就是產絲之國；在一定意義上，漢文化也就是絲綢文化。沿著絲綢古道，大量中國絲貨源源西運，流向中亞、南亞、西亞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敘利亞東部沙漠之中的綠洲國家帕爾米拉，就是中國絲織品西運地中海地區的一個重要中途站。這裡出土的漢字紋錦，是屬於公元1世紀的絲織品。它的紋樣和織入的漢字同本世紀初在新疆樓蘭等地發現的絲織品類似或相同，都是漢代生產的綾錦、彩繒。中國絲貨運到地中海地區後，大受歡迎，很快成為那裡各個民族、各個社會階層人們的普遍的追求。 從中國運往羅馬的絲貨，都先要經過埃及。因為當時的埃及，屬於羅馬統治下的亞歷山大省區。作為東西方交通與貿易的樞紐，羅馬輸往東方的貨物大都從亞歷山大運往東方各地；來自中國、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貨物也以這里為最大的集散地。

中國的絲貨由中國商隊直接運到敘利亞，或通過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隊轉運到那裡，然後進入埃及。從公元初年起，中國的絲綢便在埃及流行起來。據記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奧帕特拉(公元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裝出席宴會。這位歷史上的風流豔后身穿的華麗綢衣，就是經過特製的中國綾綺美服。公元1世紀中葉羅馬作家羅卡納記述這位女王說：“她白皙的胸部透過西頓衣料顯得光耀奪目，這種衣料本由細絲精心織成，經羅馬工匠用針拆開，重加編織而成”。這就是說，克列奧帕特拉所穿的華麗絲衣，是由中國運進的繒彩，在提爾、西頓重加編織而成的。愷撒大帝也曾穿著這種精美的絲袍，到劇場看戲，因而引起了驚羨與非議。 羅馬征服埃及之後，中國絲織品自然暢銷羅馬境內的各個地區。當時，中國絲綢的精美舉世無雙。漢代絲織品統稱“繒彩”。對於夏季乾燥的地中海周邊地區，用中國絲織品如綾、羅、綺、紗等裁制的衣服，最為相宜。特別是那些極為輕巧和透明的輕紗，色彩繽紛的暗花綢，更以其特有的輕軟、華麗，獨樹一幟，在素以羊毛、亞麻和棉花為紡織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開了局面，佔有了廣大的市場。著名的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在他的《自然史》一書中寫道，賽里斯國所產的絲，名馳宇內。這種絲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的夫人嬌媛，將其裁成衣服，光輝奪目。 “羅馬少女全靠這種透明的輕紗，顯露她們體態的秀美”。

早在羅馬的共和末期，絲綢之價竟貴比黃金。絲綢貿易已成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貿易。到公元2世紀時，即使是在羅馬帝國極西端的英倫海島，絲綢的流行也不亞於中國的洛陽。為了獲取絲貨等物，每年從羅馬流入印度、賽里斯和阿拉伯半島的錢，不下一億賽斯太斯(古羅馬貨幣單位)。這種崇尚絲綢的風氣，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紀，羅馬人不分貴賤都穿綢緞了。中國絲綢，不僅成為羅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寬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對美的追求的視野。 由於長期、大量中國絲貨西流的影響，西方一些文明先進的民族和地區，不僅購求中國絲織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國絲貨。例如，從公元四五世紀以後，埃及人開始用中國運去的生絲作為原料，在當地進行加工製造，或者將中國的絲織品拆成絲線另行重織。如埃及卡烏地方就發現用華絲織成的織物。隨著埃及仿製絲貨日漸增多，其中還有少量回流中國市場，被統稱為“雜色綾”。不過，當時埃及和羅馬的簡單織機雖能織出透明的輕紗，卻織不出中國的花紋。後者需要中國的提花機方能織出。大約在3至7世紀，中國的提花機傳入埃及。此外，絲織機的踏躡設備也是我國最早發明的，而埃及原來一般使用的立機無法安裝這種設備，後來引入了中國的平機，才採用了此種裝置。

至於中國絲織技藝的西傳歐洲，更有一個生動的傳說，傳說公元550年，東羅馬帝國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決意在東羅馬創建繅絲業。當時，有兩名曾到過中國的波斯僧侶，向這位東羅馬皇帝述說他們在中國見到的養蠶和繅絲的過程。皇帝於是命令他們設法將中國的蠶繭帶到東羅馬。這兩位波斯僧侶挖空心思，將蠶卵藏在空心竹杖裡，跋山涉水，抵達東羅馬，將蠶卵獻給東羅馬皇帝。從此，中國的絲織技藝便傳入歐洲。 當中國的絲綢產品由海陸兩路源源西進的時候，來自遙遠的西方的物品與信息，也不斷傳入中國。 通過商業和外交活動，當時的中國人對遙遠西方的“大秦”(即羅馬帝國，尤指以亞歷山大港為中心的埃及)物產已相當熟悉。公元3世紀初出使扶南國的康泰，就稱羅馬為寶國。魚豢在《魏略》中，更對大秦物產津津樂道，分門別類加以論述。 《魏略》所列舉的大秦物產，有金、銀、銅、鐵等金屬類；金縷繡、雜色綾、金塗佈、火烷布等織品類；赤、白、黑、綠等10種流離(即琉璃)；瑪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寶石類；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產，總計達65項。它們當中，絕大部分都遠涉重洋，輸出到中國，受到中國人的讚賞和喜愛。

羅馬運來中國的珠寶類船貨，大多產自埃及和地中海、紅海地區。以珊瑚為例，古代西方文獻中記載，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為羅馬帝國運往印度的重要輸出物。中國史籍上，這種記載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覽》等書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等字樣。紅海因盛產珊瑚，更被稱為“珊瑚之海”。在這些中國史書中，還對地中海、紅海地區人民用鐵網採珊瑚的辦法，作了詳細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國絲貨的同時，西方的羅馬人也將自己各種優質的紡織品運往中國。亞歷山大等地的織工，善於用金線織繡毛織品、絲織品，運到中國被稱為金縷罽〔ji記〕、金縷繡，華美瑰麗，列為上品。中國人長於絲織，西方羅馬帝國人則長於棉、麻、毛織。 《魏略》這部書中就列舉了八種棉麻織品。如“發陸布”，就是一種優質棉布，得名於著名的亞歷山大港燈塔所座落的法魯斯島。埃及人植棉，年代久遠。據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所記，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時期，埃及法老就曾賜給神廟棉布。普林尼更記述羅馬時代埃及人種植樹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製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潔細，得以暢銷中國。毛紡業更是羅馬帝國最為發達的手工業，其工藝之先進，足以傲視世界。毛織品，中國古籍上稱為“氍毹〔qu shu渠書〕”、“毾(登毛)〔ta deng踏登〕”。 《魏略》上就記載大秦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毾(登毛)、五色九色首下毾(登毛)”。另一部中國古籍中更介紹埃及毛毯，上面織著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十分生動；那織著的鸚鵡，竟“遠望軒軒若飛”。從埃及運來的罽褥，在中國各地都極受歡迎。

傳入中國的物品，除上述珠寶、織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別應該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製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門諾菲斯一世(公元前1557—前1530年)時期，埃及製造的玻璃已經絢麗多彩。到了羅馬時代，埃及玻璃製品更是享譽四方，特別是玻璃珠由於色彩繽紛、晶瑩剔透，加之大批量生產，更在羅馬輸往東方船貨中佔據突出地位。漢代以來，中國人習慣將玻璃稱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無論是器皿還是珠飾，在中國都大受歡迎。在我國河南省，就曾發現了一個公元前2世紀的亞歷山大港出產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紀時，埃及製造琉璃的方法即傳入中國，它們對推動中國古代美術工藝的發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紀時由古印度迦毘羅衛國(在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答摩·悉達多所創立。到公元前3世紀，開始廣為傳播。佛教傳入我國，是通過西域古絲道東來的。西漢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漢朝，曾給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浮屠，即佛的音譯)。到東漢明帝時，佛教正式傳入中國。漢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請天竺(古印度別稱)沙門(即和尚)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人攜帶佛經東來，他們用白馬馱著佛經來到東漢都城洛陽，東漢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馬寺。發展到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流傳甚廣，影響遍及全國。從此印僧東來佈道，漢僧西去求法成為為時數百年人數眾多的活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國和印度兩大古代文明產生了具有深刻內涵的匯聚。

從東漢時期開始，由於佛教逐漸通過古絲道傳入中國。以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表現印度、羅馬題材的犍陀羅藝術也流傳到我國新疆地區，給我國的繪畫、工藝美術、雕刻和建築帶來了希臘、羅馬的風韻。例如，羅布泊南漢代樓蘭國都扜泥城的廢址米蘭，在本世紀初發現了羅馬式壁畫。壁畫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侶，同埃及法雍的畫風如出一轍。壁畫的畫題所表現的應是佛教故事，但構圖、色調和繪畫技巧則完全是羅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駕的馬車，竟是一輛羅馬式的駟馬車。時代晚於米蘭的庫車、拜城千佛洞的繪畫，亦多為希臘、羅馬格調。見於各處的宴飲圖中都附有古典希臘藝術中的海馬和美人魚等題材的插圖，來源也不外乎是羅馬統治下的埃及。在內地，河南唐河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已出現希臘、羅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動物，形象十分生動，是屬於東漢早期的遺物。這種犍陀羅藝術一直在我國新疆地區流傳到8世紀。沿著絲綢之路的南北二道，許多佛寺遺址發現的大型壁畫就是希臘、羅馬、印度、波斯和中國畫法融會的結晶。

在造型藝術方面，埃及鷹頭獸式樣的雕塑藝術也早經過歐亞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國。希臘人、斯基泰人都熱衷於採用這一圖像，以之為神物。戰國時期，我國北方匈奴人喜愛這一圖案。內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紀匈奴墓中的金飾片和陝西神木出土的圓雕金鹿形鷹頭獸，都是明證。甚至漢代輸往西亞地區的絲織品中，也有鷹頭獸圖案，其目的顯然是為了適應地中海東部文明各國的需求，具有很強的市場意識。除了鷹頭獸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獅身人面獸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國落戶。山東嘉祥隋代官員徐敏行墓出土的鎮墓陶獸，居然也是獅身人首，其人首部分為一老人，高38厘米，寬12厘米。說明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在建築藝術上，埃及的式樣也流行於我國新疆。多里亞石柱原為古埃及通行的建築支柱，後來被希臘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紀左右，傳入新疆東部。到了6世紀，希臘式石柱傳入中國內地，南京六朝時代梁朝諸帝墓前希臘式瓜稜形凹紋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見羅馬時代的埃及建築式樣，竟然也得在東海之濱的長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隨著中西交通的逐漸開通與發展和雙方之間經濟交流的擴大，中國對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這種了解，一直遠及極西之地的羅馬帝國。從地理意義上來說，當時中國所了解的“大秦”即羅馬帝國，恐怕主要還限於它的東部邊區，特別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從張騫通西域以後，中國人就知道了“黎軒”。此後我國的史籍中，更有“犛〔li離〕靬”、“犁靬”、“犁鞬”等記載。這個令中國人的興趣經久不衰的絕遠國度，就是亞歷山大城。所謂“犛軒”、“犁靬”、“犁鞬”等名稱，就是亞歷山大的對音。公元3世紀初撰寫的我國史籍，就明確指出“黎軒”在安息、條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邊。又指出其國中有河，而該地西方又有大海。還記載說“西有流沙”。這些記述已相當清晰地標定了位於由波斯灣、阿拉伯海和紅海連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並指明了尼羅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邊的利比亞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記載在敘述當地商業、貨幣、物產、交通等情況時，還述及那裡的政治生活，如說“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魚豢《魏略》)。這裡記述的所謂“國無常主”、“更立賢人以為主”等，同當時羅馬帝國實行元首製，保留了一些共和製的外衣有關，也是我國人初次接觸古代西方世界時，對共和政治的一個介紹。它雖然講得很含混，但對長期處於君主專制的我國古代人說來，卻無疑留下了一塊政治思想領域中馳騁想像力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