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四節古代地中海世界對通往東方道路的探求

當中國的張騫、班超和黃門譯長們艱難跋涉在無邊的沙漠，戰風斗浪航行在無際的大洋，開拓著通往西方的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的時候，在遙遠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們也在千方百計地設法打通與“產絲之國”的交通線。 公元1世紀，居住在埃及亞歷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臘語的商人(或船長)，在他撰寫的《紅海回航記》中，記述了西方商船經常往來於紅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陸的東西兩岸。 《紅海回航記》記載了中國，稱之為“秦”國，指出到了秦國，大洋就止於此。還說，秦國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長安)，秦尼所產的絲線、綢緞經陸路而至大夏，或從恒河水路西運。 考古學的發現證明了當時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圖在海上打開東通中國路線的努力。 1945年以來，在南印度東海岸本地治里城以南三公里的阿里卡梅杜，發現了一個古代國際貿易港。在這座商埠中，有許多可能直接由羅馬人以及羅馬統治下的敘利亞、埃及等地商人經營的貨棧商行。遺址發掘中，出土了大量來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臘式水罐和羅馬帝國的錢幣。據考證，阿里卡梅杜的這一帶有濃厚羅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榮時期當在公元一二世紀。這一情形，同《紅海回航記》的記述頗為吻合。可見，當時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經能以印度東海岸為中轉基地，從海上向中國伸出貿易交往的觸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們自然也希望從陸路同中國建立直接聯繫。而且，他們對陸路東通中國的路線並不陌生。公元2世紀，希臘學者托勒密(公元90—168年)在他撰寫的《地理志》一書中，敘述了自幼發拉底河口、經美索不達米亞、帕提亞(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達中國的路線。這是第一位記載陸路絲綢古道路線的西方學者。托勒密本人沒有到過中國。他的資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紀初的希臘地理學家馬林魯斯的記載。一位名叫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臘商人，世代經營賽里斯(絲綢)貿易，經常派遣商隊前往中國。他的商行掌握了有關貿易路線的詳細資料。托勒密的記載，同我國史書上關於絲路南道的記載基本吻合。根據《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雖未達到，但他出使後，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學者們考證說，蒙奇就是馬其頓(今巴爾幹半島中、南部地區)，兜勒則是色雷斯(今巴爾幹半島東南部)或阿克蘇姆古國大港阿杜利斯(今厄里特里亞紅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對音。這些所謂使節，可能就是上面所說希臘商人馬埃斯這一類家族派到中國來的商務代理人。

不過，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撓一樣，羅馬帝國同中國的直接交往，同樣受到安息的阻礙。當時從羅馬帝國的東界到中國的陸路，無論是從亞歷山大港越西奈半島穿行美索不達米亞，還是從地中海經阿勒頗，再沿幼發拉底河東去，都要經過安息。而安息商人為了維護自己經營絲綢中介貿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願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直接交往。為了克服安息所設置的重重障礙，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個多世紀，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羅馬帝國曾兩次對安息用兵，企圖打開通道，結果均遭失敗。此後，羅馬人又企圖在安息以北開闢一條由地中海經黑海，再繞里海和鹹海北岸直達中國的道路，也未獲成功。中國方面大約懷著同樣目的，力圖開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公元2世紀，為了同安息爭奪陸路絲道的控制權，羅馬人多次用兵，並數度攻占波斯灣頭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於底格里斯河東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陸路交通障礙難以克服的情況下，羅馬人更加刻意經營海上絲綢之路。 我們知道，早在古埃及時代，埃及人就開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業。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時期，埃及法老薩赫雷已向南方紅海沿岸的彭特國派出船隊，獲取那裡的金銀、烏木和沒藥等物品。 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個密封的石坑中發現了薩赫雷法老時期的太陽船。經過復原後的太陽船，船身長43.4米，寬5.9米，船首高6米。後來，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蘇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組成的船隊，到彭特國進行交易。 希羅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歷史》中，記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一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隊環航非洲的故事。無論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在尼科時代，尼羅河三角洲和紅海之間早有運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時代，埃及人更加積極開展紅海貿易。他們不僅航行到瓜達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紅海和印度洋航運與貿易對埃及經濟的繁榮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總督之下開始設置印度洋和厄里特里海將軍，以及專門管理印度洋貿易事務的、類似我國古代市舶使性質的官職。

羅馬人統治埃及以後，這裡對印度洋的貿易便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一新時期的主要特徵，是阿拉伯南部與印度之間定期航線的開闢。以前，從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間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島和阿曼灣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風濤險惡，被海員視為畏途。其實，印度洋西部常年刮著季風。西南季風從3月刮至9月；此後則為東北季風期。這種季風的交替，正便於阿拉伯半島與印度西海岸之間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希臘船長希帕勒斯——從無數阿拉伯和印度前輩海員那裡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風秘密。這一發現，標誌著羅馬人掌握了季風航行技術。羅馬人擁有更加堅固和規模更大的遠洋帆船，儲備了充足的給養，裝載了大量的船貨，延長了續航的距離，擺脫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貨多次中轉的煩勞，從也門直放印度西海岸諸港。羅馬時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將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為四階段航程。第一階段由埃及港口出發，經紅海到達亞丁；第二階段從亞丁乘西風越過阿曼灣直航巴塔拉；第三階段從亞丁開闢了直航孟買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階段則是在公元前後，來自埃及的船隻從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裡(今克朗格諾爾)。這樣，在羅馬奧古斯都時代，從埃及港口駛出的船隊，7月揚帆南下，30天后到達紅海南端，再順風直駛，經過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裡。當年11月，這些船隻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紅海北部諸港，或直抵亞歷山大里亞。亞歷山大里亞—莫席裡航線開通後，羅馬人從海上前來中國，就成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漢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稱是大秦王安敦派來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陸，到洛陽謁見中國皇帝，並獻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羅馬皇帝馬可·奧里略·安敦尼(公元161—180年在位)。從大秦使者所獻禮物看，全部是東北非索馬里一帶的特產，表明這些禮物可能是在埃及(當時正控制著紅海貿易)置辦的。再據《後漢書》記載，這位使者抵達洛陽的時間是在9月。看來使船抵達交州日南當在六七月間。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開始的西南季風，從紅海海口飄洋而來。顯然，無論使團是官方所派、還是商人假冒，它都是從埃及或經由埃及來中國的，這是有文字記載的西方同中國的首次直接接觸。從此次通使以後，羅馬人來華經商逐漸活躍起來。他們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後塵，乘船從海路抵達扶南(今柬埔寨)、交阯〔zhi止〕(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孫權黃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論的羅馬商人到達交阯，被輾轉送去謁見孫權，並比較詳細地回答了孫權提出的許多關於羅馬帝國風土人情的問題。孫權對直接與羅馬通好也有興趣，所以特派劉咸送秦論回國。可惜，劉咸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國歷史上西訪羅馬帝國第一人的榮譽。

不過，還在劉咸之前很久，在羅馬史籍中已經可以找到中國人到達羅馬的記載。生活在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初的羅馬史家弗洛魯斯在其著作《羅馬史要》中記述說，當奧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遠方絕域如賽里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獻珍珠、寶石、大像等物，請求同羅馬訂友好之約。這裡的賽里斯人，就是指中國人。然而這一記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約說的是一些冒充中國使節的絲綢之路上的中間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