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遠古時期中西交通踪蹟的追尋

中國同古代西方諸文明之間的交通與交流，源遠流長，甚至可追溯到遠古混沌時期。根據考古發掘，在我國遼寧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陶製婦女裸體小塑像，其造型與西方稱作“早期的維納斯”類型的塑像頗有相似之處。此外，從中國和西方青銅器時代遺存下來的器物，如獸角刀把頭雙刃劍、環型刀把頭雙刃劍等，也似乎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交流的痕跡。這些都提示我們：古代中國與西方諸文明的發展雖各有特色，但從來就不是絕對封閉或孤立的。 從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也可以尋覓到中西聯繫的模糊踪跡。據《穆天子傳》說，週穆王曾駕著八匹駿馬拉著的馬車西征崑崙，會見了西王母。在瑤池上，週穆王給西王母進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上說，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樣像人，卻長著豹尾和虎齒(卷二《西山經》)。週穆王的時代，距今已經近3000年了。而那位傳說中半人半獸的西王母，則代表著極遠的西方。對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對遙遠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懷著半是畏懼與好奇、半是欣羨與喜愛的興趣。後世的人們從神話中推測，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遠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給予比較科學的論斷的時間，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紀，即我國春秋、戰國之交。原來，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後，蘇美爾人肇建了兩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兩河流域又稱美索不達米亞(來自希臘文，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內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中下游地區。此後，那裡曾先後崛起著名的巴比倫王國、亞述帝國和新巴比倫王國。到公元前6世紀時，波斯帝國興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時期(公元前521—前486年)，帝國的版圖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亞細亞，東抵中亞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國廣袤的疆域內，修築了設有驛站的大道。盛極一時的波斯帝國，將古代希臘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國的距離大大拉近了。

當時，歐亞草原上散居著許多游牧部落。波斯帝國的東北邊界和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塞人游牧諸部的地區接壤。在古代，希臘史家把散居在東歐、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北方部落泛稱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稱他們為塞迦人，我國則把分佈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稱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國同西亞、南亞、北非，直至極西的希臘城邦之間，充當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蘇聯境內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國精美絲織品和漆器、四山紋銅鏡，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紀的遺物，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希臘巴特儂神廟中的命運女神鵰像身著薄得透明的長袍，雅典紅花陶壺上的彩繪人物，也穿著這種細薄的衣衫。從上述情形推斷，當時中國的絲綢已經成為希臘上層社會的寵物。在我國，洛陽古墓中也發掘出來自地中海地區的玻璃制目珠(作裝飾品用)；同時，戰國時期鐵製鎧甲與寫實動物紋圖案的出現，均有外來文化因素的明顯特徵可循。無論是中亞、希臘發現的早期中國文物與文化影響，還是中國發現的早期西方文物與文化影響，都是經由中西交通歷史上那條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貿易通道，或稱“草原之路”而彼此進行交流的。

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波斯的費爾瓦丁神頌辭中就開始把中國稱作“支尼”。印度兩大著名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將中國稱作“支那”。 “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對音。這是因為，當時我國正處在戰國秦霸西戎的時期，距離西方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為中國的代表而聲名遠播西方。在古希臘的著作中，則把中國稱作“賽里斯”(意為“產絲之國”)。公元前416—前398年間在波斯宮廷供職的希臘人克泰夏斯，是見於文字記載的提到“賽里斯”這個產絲之國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紀下半葉，歷史上著名的亞歷山大東征，摧枯拉朽一般滅掉了波斯帝國，並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亞歷山大的東征，直接把希臘文明帶到中國西部邊陲鄰近的中亞地區，為此後的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擴展創造了條件。亞歷山大死後，他所建立的帝國迅速瓦解。他的部將們彼此爭戰，各自為政，建立了幾個獨立的王國。其中，塞琉古王國(我國史書稱為條支，其中心地區位於今伊拉克、敘利亞一帶)成為聯繫中國、印度、希臘、羅馬等文明的橋樑。亞歷山大另一名部將托勒密，割據在埃及和周邊地區，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為羅馬人所滅。埃及又歸入羅馬帝國的版圖。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羅馬人統治時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從事航海和貿易著稱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來到埃及以後，把這裡變成古代地中海——紅海——印度洋貿易的樞紐地區。為了使商船可以從地中海直接進入紅海，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修復了尼羅河至紅海的運河。到托勒密王朝後期，每年從曼德海峽駛出紅海的埃及船隻已達20艘。公元初年，當羅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風的秘密之後，更進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對印度洋貿易的壟斷，大大增強了古代東西方直接貿易的勢頭。每年從埃及駛往印度洋的商船總數更增長到120艘。在繁榮的東西方貿易的刺激下，由亞歷山大於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亞歷山大城迅速發展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商業、文化中心，成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記載這座遐邇聞名的城市時說：“它有優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唯一海上貿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陸上貿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埃及和亞歷山大港的發展與繁榮，使它們作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為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 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了自己歷史發展的新時期。在亞歷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戰國七雄之一——秦國進行了商鞅變法。在此後一個世紀中，秦國國勢日強，終於吞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帝國。秦帝國的威名遠播宇內，成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稱呼我國的名稱。踵接其後的漢帝國，更加繁榮、強大。隨著封建經濟、文化的高漲和國力的強盛，漢代對外交流的興趣與要求也更加強烈。 秦漢帝國的強盛與繁榮，在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另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