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們所著重提出的道德標準，為人修身、處世的行為基礎，商業道德也以此為支柱。以信義為重，乃是商人中的誠賈、廉賈的本色。
在信義二字中，義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信人或以信待人，都是與義同在，依義而行，故義字尤為根本。而一提到“義”，對經商而論，又不能不旁及一個“利”字。義利之辨，古已有之，商人更是首當其衝，誠賈在義利問題上就處理得較好。
義利關係儒家講得最多。何謂義？ “義者宜也”。宜即合理之意，人的行為必須合理，要有義的自覺。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君子義以為質”(《論語·陽貨、衛靈公》)；孟子說：“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說：“夫義者，所以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荀子·強國》)。義和仁、禮、智被儒家視為人之“四端”(起點)。如何對待義利的矛盾？儒家的態度是：“義然後取”，“見利思義”，“見得思義”(《論語·憲問、子張》)。 “義利兩有”(荀子語)，而以義為先，以義為本。商人經商要賺錢、謀利，這個錢、這個利必須來得合理，不能不走正路。晉商說：“君子愛財，生財有道”；“愛財而取之有道”。徽商說：“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以禮接人，以義應事”；“必軌於正經”，“不舞智以籠人，不專利以取怨”。這些樸素的語言表明了他們(誠賈)還是能掌握正確的義利觀，反對取不義之財的。於此實受到儒家思想良好的教益。
這些商人深知，只有講求商德，才能把生意做長、做穩、做大、做活，否則不管合理不合理，一槌子買賣，狠賺一筆，但信譽喪失，買賣做絕，以後人們不敢來領教了。晉商王文顯訓誡其子說：“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污……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富。”他說出了一個道理：經商謹厚重義，可富而經久，合乎商人的最大利益和長遠利益。
經商重義，在傳統道德中義字往往與信字相連，講義必然也以信為重，信可說是以義制利、循義經商的一種外在表現。 “信近乎義”。孔子說：“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再強調對人要“謹而信”、“言而信”、“信則人任焉”(《論語·顏淵、為政、學而》)。就經商來說，雖盈利是其目的，但“信義所孚，人不忍欺”，凡事以道德信義為依據，這才能通有無，“近悅遠來”。把嚴守信用作為商業道德傳承下來，是許多經商者的好傳統。徽商許文才因為“貿遷貨居、市不二價”，以致人們入市購物，“有不願之他而願之公者，亦信義服人之一端也”。還有個徽商胡仁之，經營糧食，誠信不欺，某年大饑，他拒絕同人在米中摻假之請，表示決不賺這昧心錢，損害信譽。 “平則人易親，信則公道著，到處樹根基，無往而不利。”經商講信，對商人本身並不吃虧。
信必須建立在誠的基礎上，不能誠，便不能信，有了誠，信才能篤實。 “誠者，天之道也；思(追求)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衡量一個商人是否講信義，最淺顯直接的表現就在他經商時是否誠實不欺，能做到這點，與信義的最高標準就相差不遠了。 “非誠賈不得食於賈”(語出《管子》)，賈而能誠，才是好商人。明代陝西商人樊現，經商足跡南至江淮，北盡邊塞，其取勝之道據他自我總結：“貿易之際，人以欺為計，予以不欺為計，故吾日益而彼日損；誠為天之道，豈難信哉？”
在商業經營中，講義講信講誠，都出於對人的仁愛之心。孔子說：“仁者愛人”，“汎愛眾而親仁”(《論語·顏淵、學而》)。這位老夫子堪稱古典人道主義的大師。仁是傳統道德的核心。白圭經商在所定的治生四德——智、勇、仁、強中，更突出一個“仁”字。他不搞壓價拒收，不搞囤積居奇，以“知取予”(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為行“仁”術，重視扶植生產、調節供求，確是在以“仁”經商，其思想溉沔〔mian勉〕後學非淺。徽商吳鈵也正以仁心經商給其子立下十二字訓言：“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教導後輩在經商中要存仁愛之心，寬厚之德，認為這是經商成功的奧妙所在。
總之，誠賈良商以信、義、誠、仁經商，在商界贏得了佳譽，結果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基業日隆，家道漸裕”。唯利是圖，以利害義，會遭到同行的鄙視、世人的唾棄。
商人精神還有來自傳統文化的重要的一條，叫作“和協”。 “和”主要為儒家所闡明。中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孔子本人也說“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醜》)荀子也說：“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荀子·王霸》)又說：“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王制》)這些話都是要求人們和睦相處(“和”)，團結一致(“一”即“協”)；即指在人際關係中要求要注意和協合作。
要實現關係的和諧，在對人以“誠”的同時，行事必須取乎中，適乎其中，不能偏激，不走極端，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和二字是緊密相連的。荀子強調：“中和者聽之繩也。”(繩為準則，《王制》)掌握中和之度，就可以取得同各方面的關係的和諧——人和。 “中和”，即協調矛盾，化解糾紛；“和”字後面又加上個“協”字，和以致協；“和協”二字表示了“中和”的目的性(協)。和協的精神，應是商人精神中最成熟的部分。商人從實踐中得知“和氣生財”這一生意經，自然很容易接受中和和協之說；“和為貴”被懸為許多老店的座右銘自非偶然。 “太過者，滿則必傾；執中者，平而且穩。凡人有心處世，務在中和。”中和成為更具抽象理性色彩的一種處世哲學，記於《客商一覽醒迷》的書中(明閩商李晉德著)。徽商好儒，懂得中和之道自不必說；就是晉商，後來讀書的也越來越多(非為應舉求仕)，《中庸》、《大學》成為許多商號店員的正心修身的讀本；其為儒家中和之說的熏染也在情理之中。
中和為德，團結樂群，是山西商幫的商人精神中一種突出的表現形式。 “和為貴”這一口頭禪，已成為山西商人立身行事的規範。他們提倡“不做出格的生意，不貪非分的錢財”，“不露富”，“不誤財”。其經商之掌握中和之度，在一個商號內部是依靠團結樂群的機制來完成的，這個機制體現在商號的規章制度、用人行政等一系列的規則上。在一個商幫較大的範圍內“他們用鄉里之誼彼此團結一起，用關帝崇拜的方式，用會館的社會機構，用商會的立法形式，增強相互之間的了解，講賑恤、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以協調企業之間的大小矛盾，消除人際之間的不和”。和衷共濟的協調精神被充分強調，“人和”被視為至關重要的事。
山西商號有一種獨具匠心的用人之道，團結樂群的和協精神主要即源於此。晉商在商號尤其在票號中，都通過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把財東和夥友的關係處理得好好的。商號的經理(掌櫃)任用前慎之又慎，經引薦、考察，確定能用，才以禮召聘，訂立合同，頂一個股。財東將資金全權委託經理，平時營業方針、措施及人事調度，不予過問，靜候決算時匯報。如有賠累，而非人為原因，財東並不怪罪，反加勸慰，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整旗鼓以觀後效。這種“慎用重托”的用人方法，實現了財產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於經理受財東信賴與委託，又利益加身，所以事事憂勤惕勵，以忠義回報知遇；財東對之也不薄，效力年久者，身後必給身股以贈其家，子孫而賢仍可入號。對經理以下人員，堅持任人唯賢原則，破格擢用寫在號規之中。早期的股份制已在山西商號內出現：各財東有“銀股”，經理有“身股”，伙計也視資歷和勞績頂上不同數量的“身股”，賬期分紅時掌櫃、伙計的身股和財東的銀股一起參加利潤分配(又稱“股俸制”)。伙計為了頂身股，也甘心勤勤懇懇為商號服務。慎用重托再加人身頂股，使商號內部，上下齊心協力，佔了個“人和”，增強了向心力，形成了東夥勞資關係協調的局面。
山西商人的和協精神還表現在商號與票號之間的協調互濟。商業資本的調度和運轉須賴金融機構的匯兌和劃撥轉帳、借貸和信用見證。山西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的混合生長，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密切配合。沒有兩者的和衷共濟，山西商幫也是不能如此迅速地發展壯大的。
“和協”，商人中間很有凝聚力的和衷精神、協調思想，看來確是商業文化中值得大力發掘的一大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