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人精神中有關經營思想和管理方法的，有一條極其重要，即要經營成功，不但應樹立良好的商業道德，而且應樹立出奇制勝善於競爭的精神，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的“富者必用奇勝”。
“出奇制勝”原是兵家之道。 《孫子兵法·勢》中說：“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意思是要運用特殊的手段，以“出其不意”的鬥爭謀略與方法去博取勝利。善出奇者要知眾人所未知，為眾人之所不能為，“戰勝不復”(不重複前謀)，隨宜制變，出奇無窮。經商古稱“治生”、“貨殖”；戰國時白圭治生既然猶“孫吳用兵”，可見古代最早善於把兵法運用於經商者就是這位白圭。兵法中所謂的奇、正與經商如何联系？司馬遷作過回答：“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勤儉(纖嗇筋力)雖是治生正道，但如不能出奇制勝，也不能致富立業；奇和正必須很好結合。因為在市場競爭中“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孫子兵法·注》)。貨殖家想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佔有優勢，立於常勝不敗之地，只靠勤儉不夠，還必須通權變，講智謀，也如用兵那樣，以出人意表的鬥爭策略去製勝致贏。 “以奇勝”體現著兵家的“權變”思想，不拘於常法，而善用變則，“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孫子兵法·虛實》)。這是智謀的結晶。白圭對“其智不足與權變”者不肯收其為徒，因為這種人是不能運用出奇制勝的經營之道的。經營有成必須是勤儉與奇勝的結合。
司馬遷總結古代商人的經營之道很具體生動。如前已提到的說范蠡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這些都為他人所不能為，看似有悖常理的作法，恰是出奇制勝取得成功之例。又如說白圭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與“人棄我不取，必待更賤始取之，人取我不與，必待更貴始與之”的作法判然有別，也正是白圭的出奇之處。范蠡、白圭經商之奇就奇在他們掌握了那個“待乏”原則。作為良商他們在商品供過於求、尚未形成大量需求時，先予收貯，所出收購價比當時市場價格還高一點，即便如此，相對於商品轉向供不應求時售出的價格也是賤的了，這叫做“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等商品需求增加到供不應求時，所出的銷售價格即使比當時的市場價格低一點，相對於商品供過於求時的進價也是“貴”的了，這就叫“時貴而賣，雖賤已貴”。他們收購時不抑價，銷售時不抬價，不與市場上的一般商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結果還是可從正常的合理的進銷差價中得到不少的利潤的。這種賤而能取、貴而能與的作法，與投機倒把囤積居奇不可同日而語，是一般商人所想不到的，且不大願意去做的。
發軔於范蠡、白圭的這種“奇特”的經營思想與經營方法，形成了一項優秀的文化傳統，啟迪了後世之商人(指誠賈、良商)。特別是在經商取得成功的明清時代的全國最大的兩個商幫——晉幫、徽幫中服膺范蠡、白圭的人更多。
明代蒲州富商家庭出身、後進入內閣的張四維說晉商“能以心計阜通貨賄，而擅其贏”。如范世逵，“其趨舍每發必奇中，往往牟大利，然又必循理守法，如其分非義，不以一毫苟取於人”。這就是能出奇制勝而又很講商業道德的良商中的一位代表。蒲州商人王海峰在滄鹽“法弊引壅”，諸賈不屑一顧時，獨取滄鹽，主動為鹽官出謀劃策，使局面為之改觀，“大有裨於度支”(財政)，“王氏之業益饒”。對此，他自己的說法是“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這種思想即來自白圭的“人棄我取”，其力求出奇制勝，善於競爭的精神可嘉。
出奇制勝亦是與晉商齊名的徽商經商致富的同一法門。如休寧汪應時，行賈往來，“有心計、多奇中、漸起富”。歙縣黃瑩，深知為賈盈縮無定，“非善應、多籌策，無以近奇贏”，他“治業務，存大體，謹出入，明會計，其所規畫，視計研七策(范蠡所用的計然之策)，往往暗合”。休寧程鎖，於“穀賤傷農，諸賈人持穀價不予”，獨平價貯積之，明年大饑，“谷踴貴，出谷市諸下戶，價如往年平”。他也正是對白圭的經營之道用心鑽研過的人。
商人經商講和協，主要在商號、商幫內部要求恕而不爭，團結一致，善於合作，以對付外來的競爭。對外仍要爭而不懈，不善於競爭就無法在市場立足，如何出奇制勝、提高競爭技巧，一直是商家所關心的問題。但作為誠賈良商，他們懂得在競爭中仍要“循理守法”。儒家講“和”、道家講“不爭”(“不爭之德”)，爭中有和，這是中國商人的特色，在講究“爭之道”的同時，注意“不爭之德”。和協、競爭兩手綜合使用，在競爭中要求同化異，看到共存、互補、合作、並利、兩全、雙贏的可能性。提倡良性的有序的競爭，避免惡性的、不正當的競爭。 “爭”與“和”很好結合，得到統一，這樣才能把競爭推向最佳狀態、最高境界，這才合乎“義”——社會公正。
要經營成功除了要樹立出奇制勝善於競爭的精神之外，還必須樹立精究本行心志專一的精神，概括起來就是“誠一”兩字。
“誠一”也出於《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列舉了許多“用奇勝”而發財致富的人物，如秦揚、田叔、桓發、雍樂成、雍伯、張氏、郅氏、濁氏、張裡等以後，接著說：“此皆誠一之所致。”誠是誠心誠意之誠，一是一心一意的一。誠一意思是心志專一，搞一行要精一行。只有心志專一，才能卓然有成。 “誠一”與“奇勝”是相輔而行的，是經商致富的兩個必備的條件。
誠一在先秦諸子中以不同的語詞來表達。孔子說，聖人、君子“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論語·述而》)。有恆者為“不二其心之人”，即心志專一之人。孟子說：“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說得更深刻：“思乃精，誌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及，一而不二為聖人。”(《荀子·成相》)為學辦事要心志專一，經商也不能例外。管仲主張商人要專心本業，並把經驗傳授給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贏)。相陳以知賈(價)”，使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不見異思遷，專心學商從商，就一定能“料多少，計貴賤”，通貨之有無，調物之餘缺，做一個精通本行專業的好商人。
從經商的發展過程看，小商人本錢有限，只能靠“筋力”(勤勞)、靠“誠一”，一點一點地賺錢積攢；故司馬遷所列舉的大都是小商人。而大商人資本充足，有可能也有需要綜合經營，相互調濟，以保持均衡，分散風險。但就綜合經營中的某一行、某一業來說，仍有“誠一”的問題。業精於誠(誠一)，不能心志專固是經不好商的。因此，“誠一”對經商之成功，與“奇勝”同樣重要。
徽商晉商經營之所以有卓越成就，也同“誠一”有關。前面提到的徽商黃瑩，是個“通大義”，喜讀書的人，他對《史記·貨殖列傳》頗有心得，做生意“揣摩低昂，恆若執左契”，“誠一所致，業饒聲起”。看來正是個能以誠一致富的商人。晉商中的祁縣渠氏，在所開設的長裕川茶莊的牆上，有一幅對聯，上書：“凡人為一事，心專而精……”等強調業貴專精的文字，作為勉勵同仁的格言，這是晉商重視“誠一”之教的實例之一。山西票號之經久不衰，得力於有一套較好的規章制度，這些都出自專心致志擘畫經營的創辦者及其參與者之手。有的票號更直接以“志一”為牌號名(“志一堂”為太谷志成信票號在北京的分號)，其提倡“誠一”的用意可見。實際例子都說明：經商者必須精通業務，潛心殫思，成為本行的專家，才有成功的希望；粗枝大葉，淺嚐即止是不行的。眼觀奕棋，心懷鴻鵠，怎比得上專心致志者的學有所成、業有所就呢？
從商人精神的方方面面，可看出這正是對自古以來傳統文化和商人經商美德的代代相承，也是明清時代主要商幫經商取得成功的共同經驗和突出表現。發揚這些精神，在當時(明清)有利於抵制輕商思想，加強重商觀念，與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正相合拍；同時，也有助於抵制當時日益嚴重的拜金主義思潮和奢侈浪費的不良風氣，有其一定的積極的社會意義。不僅如此，來自優秀的文化傳統、反映了經商所必須遵循的客觀準則的商人精神，實已超出了歷史的與社會制度的局限性。作為一份可珍視的歷史文化遺產，在今天對經商者仍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以古為鑑，古為今用，這正可為造就龐大的、道德化的現代誠賈良商隊伍，從旁提供一個有益的歷史借鑒。提到文化高度來尋求歷史借鑒，集中其精華部分，以有深層價值的內核展示於人，這比單純就事論事地從具體的經商事實中來找例證，應更有概括性和容易使人接受的可信性，從而更富有增益智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