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勞，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應該是商人精神中又一重要內涵。自古以來勤勞都得到思想家的讚揚。墨子說：“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即強力勞動)，“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韓非說：“侈而惰者貧，力而儉者富”，勤勞與節儉更被明確地說是致富的途徑。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個很好的概括：“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這是商人發家的三部曲，特別是在資本微薄的條件下，要做生意只有靠勤力勞動，這是有作為的商人所必須保持的創業精神。明清時代正不乏具有這樣精神的商人。
經商，在售賣、保管、加工各個環節中都要付出勞動，尤其是在運輸中更離不開辛勤的勞動。由於“居賈息微”、行商利厚，商業勞動主要就花費在貿遷四方的長途販運貿易中。以長途販運起家的徽商中就有許多勤勞苦幹的例子。如有的商人，“勤生積累……嶺南塞北，飽諳寒暑之苦；吳越荊襄，頻歷風波之險”(明徽商查岩振)；“勤於殖立，戴星出入，不以為勞”(明徽商王文侹〔ting廷〕)，“日行百里不為苦”。有的人“牽牛服賈，有無化居……飲食服飾，寧不如人，唯孜孜勤苦於櫛風沐雨中煉成一生事業”(清徽商汪可越)。他們都親自跑買賣，並不端居家中，將操勞之事假手於伙計僱工。即使不外出，對策劃、調度、經營、管理，也勞神焦慮，“綜理甚密”，半點懈怠不得。
與徽商並稱的晉幫商人，其勤勞更表現得非同一般。正當徽商以沿江、沿河(運河)、東南城鎮為主要活動領域之際，山西商人卻別出蹊徑，默默地開拓著西北、蒙古以至沙俄的貿易。他們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踏出了數千里長的商路。夏季酷暑，頭頂烈日，足履灼沙，數日不見水源；冬季寒風呼嘯，途中凍僵而死者時有之；春秋兩季，風沙驟至，天昏地暗，填路埋人。就是這樣，通過複雜艱難的旅程和艱苦的勞動，中國的山西商人開闢了一條不讓“絲綢之路”專美於前的“茶葉之路”；在經商的刻苦性上，山西商人實居全國之冠。
單靠剝削別人勞動，完全坐享其成的甩手掌櫃成不了氣候，即使富有也不穩固。當年白圭“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他是不辭辛苦，躬自帶領，參與了某些商業勞動的；後來晉商徽商中經營有道的大商人——“廉賈”、“誠賈”也繼承了白圭的這種精神。要富而能久，久而更富，非廉賈不能致之。不靠勤勞立業，勤勞起家，而由邪門歪道暴發起來的富，猶如泡沫，瞬間即破，是無法持久的。
與勤勞相連，節儉也是商人精神中重要的一條。勤以增收，儉以節支，勤而且儉才能裕財致贏；否則用之無節，猶如漏卮不堵，必致財源流失；可見儉之十分緊要，勤儉兩者不可偏廢。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勤儉是最古老的訓誡：“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不勤不得，不儉不豐”，已成為商人的諺語。尤其晉商，“俗尚勤儉”；“勤勞易於進取，樸素易於保守。故晉之人長於商，車轍馬跡遍天下”。勤儉兩者相互為用，於商尤宜。
早在先秦時期，除了奢侈作為一種特定條件下的政策，以擴大消費來促進生產、疏導滯壓、安排就業以外(見《管子·侈靡篇》)，諸子大都肯定“儉”而否定“侈”。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墨子說：“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管子說：“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崇儉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識，尤其儒家的崇儉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更巨。
商人致富後往往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奢侈揮霍，一種是儉樸自守，成功的經商者應屬於後一種類型。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稱頌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又讚許秦末漢初的宣曲任氏“折節為儉”，“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據此，節儉是應作為商人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太史公推崇的古代大商人的節儉美德在明清經營有道的商人身上表現得也很明顯，尤其是山西商人堪稱節儉的最好典型。
山西“民無他嗜，率尚簡質，中產之家猶躬薪水之役，積千金者宮牆服飾窘若寒素。”(張瀚《松窗夢語》中語)清代方志也說山西“民性質樸，好尚節儉”，“土風樸實”，“風俗樸質”，“非貿遷為業，即專事力田，一切非分之財，從不妄求”。山西人的尚儉，除受傳統文化中崇儉思想的影響外，還有其歷史傳統：“晉俗之儉，自古而然。”“山西厥土磽〔qiao敲〕瘠，故民多貧，厥俗勤儉，故用僅足”，這是地理上的原因。多種原因造成的節儉的風尚，顯得格外牢固，已近乎是山西商人的“天性”了。
由於山西商人總的說來是注意節儉的，所以他們的資本積累較快。正如《晉錄》所云，晉商“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故其居奇能饒。”能饒，就是能聚財，能積累資本。明代謝肇淛就說過：“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徽商)，江北則推山右(晉商)。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原因是“新安奢而山右儉也”(《五雜俎》)。清康熙帝說：“晉風多儉，積累易饒。”歷史事實說明，節儉同經商者能否保有並擴大其資本積累，同商業能否進一步發展，關係至為密切。
儉能成事，奢可敗業。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從儉與奢的對比及其轉化中，可證實孔子所說的寧儉毋奢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