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人精神中首先應突出的一條是愛國，這是大節問題，是商人安身立命的第一要義。中國古代商德實以愛國主義為前提。 “愛國”在傳統的道德觀中涉及“忠”、“節”二字，在古代，君主是國家的代表者，愛國與忠君往往融合在一起。忠就體現在有沒有成仁取義的凜然大節上面。只要忠非愚忠，君非甚暗者，為國家民族的利益作出奉獻，而不惜犧牲一己的利益，這是一種令人景仰的高尚美德。
許多商人都具有傳統的愛國美德。春秋時那位矯稱君命犒師、智退來襲秦軍的鄭國商人弦高，樹立了愛國商人的歷史形象，堪稱後世經商者的楷模。而活躍於明清時代的商人於此更有不俗的表現。
首先他們在開國之初為維護國家的統一，費了心出了力。如明初東自遼薊，西至甘肅，修築長城，駐軍二三十萬，需要藉助商人輸納糧草等軍用物資以補充軍屯和稅糧的不足，食鹽的開中法——商人納糧於邊鎮，給以鹽引，在內地支鹽行銷即由此而設。山西、陝西商人積極參加開中，並實行“商屯”(就地屯田，產糧輸邊)，對保障軍需、開發邊疆，提高新建的明王朝的國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春親征蒙古族準噶爾部叛國首領噶爾丹，道遠運糧，困難重重。山西介休商人范氏兄弟，力任挽輸，以家財運餉，轉輾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剋期必至，省國費以億計(隻及官運前值三分之一)。幾次運糧中范氏兄弟並未由此發財，反而倒貼不少。運糧西征也有利於鞏固國家的統一，范氏的忠君與愛國是一致的。
商人的愛國行動還表現在保衛國土反侵略禦外侮的鬥爭中。明代倭寇入侵東南，生靈塗炭，許多商人(以徽商為多)憤然奮起，盡力參加抗倭活動。他們捐巨資、募勇士、修城郭、守危堞，“以佐軍興，為士民先”，承擔了保衛地方安全的重任。其為國分憂的美德也足以流芳後世。
敬業，落實到商業，應該是商人精神的第二條內容。 “敬業樂群”語出《禮記·學記》，意思是專心學業、樂於與同學相切磋。敬業一詞借用為重視並黽勉從事自己所分擔的職業，對商人來說，其職業、本職工作就是商業。封建社會末期重商思想的昂揚，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增添了一項積極的合乎時宜的新內容，對商人來說，重商思想正是他們敬業思想的來源，使他們樂於並敏於投身到商業這個行業，而不再妄自菲薄。
於文化、思想上的影響之外，敬業思想的加強還有經濟上的原因。如在山西，由於“土狹人滿，田不足耕”，經商就成了安排剩餘勞動力、解決生計民食的出路。隨著重商立業觀念和尊重商人風尚的形成，山西這個地方就有意識地培育了一支由優秀人才組成的晉商隊伍。 “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其次寧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讀書。”(雍正時山西巡撫劉于義在奏摺中語)就在這種環境下，山西商人養成了特別突出的敬業思想，他們從商不僅僅為了謀生、牟利，而且真正把商業當做一項有意義的事業來幹。山西商人，“每挾資走四方”，有的人“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而轉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又涉汾晉，踐涇原，邁九河，翱翔長蘆之城”。有的人更把勢力伸展到日本。經營項目繁多，貿易規模巨大。萬里行賈，習以為常，雖遠往他鄉，不以身家為念。這種“貿遷四方”的敬業精神可說是山西商幫的商人精神的主要表現之一。
在南方，徽商形成於“百貨皆仰給於外”的皖南山區，地少人多的問題同樣也迫使徽人走上出外經商的道路。晉徽兩幫起家相仿，都大搞長途販運活動，都於此高度發揮了他們的敬業崇商精神。敬業精神，對事業執著的追求，表現出驚人的頑強毅力，而不是渾水摸魚，投機取利，把從商當作大撈一把的捷徑，這樣的商人，才是真正的有作為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