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對商人、商業的看法往往分歧很大，表現為兩種思想的對立鬥爭。
第一個對立：對私營商業是加以限制還是任其發展。抑商政策就是由限制私營商業、發展官營商業的思想支配的。戰國時法家、輕重學家(經濟學家)都揭示這種重農抑商的觀點，應歸入經濟思想中乾涉主義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及依此制定的由國家來干預經濟的抑商政策，打擊了富商大賈的投機兼併活動，遏止了農民捨本逐末之風，對穩定小農經濟、鞏固新興的封建地主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後世有較深的影響。所謂“崇本抑末”、“強本弱末”，都是重農抑商思想的表達。主張“貧富有度，由上予奪”，即由國家來調節經濟，以防私人經濟過分發展會造成貧富嚴重不均的理論，可稱為“輕重論”。抑商思想即屬之。與抑商思想的重官商、抑私商，與輕重理論的損有餘補不足正相反背，道家中的黃老學派卻宣揚經濟放任，“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聽任私人自由發展。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種理論可稱為“善因論”。以反對“與民爭利”為由，要國家退出工商業陣地，將商業放給私人經營，就是這種思想、理論的要害。儒家的“富民”學說和“弛山澤”思想也很容易為欲擅山澤工商之利的富商大賈所援用。經濟干預與經濟放任兩種對立的思想爭論很激烈。西漢前期下放鹽、鐵、鑄錢三大利，縱容私人經濟的發展，經濟放任思想一時得到實踐的機會。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自無抑商(抑大商)之可言。到武帝時抑商思想才重據主導地位，理財家桑弘羊正是一位傑出的輕重論者；而宣帝時“鹽鐵會議”上的“賢良”、“文學”卻是一群不切實際的經濟放任主義的吹鼓手。
漢以後，只有少數幾位政治家如唐劉晏才有抑商思想。劉晏以商業經營方式理財，大力發展官營商業，有效推行食鹽專賣制度，思想上屬經濟干涉主義的範圍，與經濟放任主義非屬同一類型。但劉晏並非單純的重官商抑私商，而是主張在發展官營商業的同時，又注意發揮私營商業的正當的經營積極性，以保持流通渠道的暢通。如場鹽由官府統一收購(批售給商人)，並有官設的“常平鹽”、倉儲鹽，以調節供求和對鹽價的調節等，都是官營商業的職能，而鹽的商運商銷則是利用了私營商業的力量，這是一種“以私補官、省費借力”的思想，而不是搞單渠道(官營)的流通，把商業完全管死。既借助了私商的經營能力，又限制了商人的投機行為，尚有抑商(奸商)的作用，這是對商人的兩面政策。在保持國家能干預、調節經濟的條件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範圍內開放貿易自由，劉晏的思想富有創新的意義，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實據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宋代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 “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歐陽修《通進司上書》中語)專賣商品更適宜於用劉晏之法，讓商人介入，來搞運銷；由國家全面乾預經濟事實上已不可取。故有抑商思想的王安石亦言“榷法不宜太多”，官家“若鼓鑄鐵器，則必與漢同弊”。但王安石仍然主張國家對經濟、對商業活動加以適當的干預，即由另外的方式來發展官營商業——均輸、市易、青苗；對私營商業仍繼承劉晏的思想，利用、限制，區別對待(守法、不法，大、中、小)。他深知“蓋製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農)者眾；惡其衰，衰則貨不通”。 (《答韓求仁書》，《文集》卷七)要調節適度，不可偏頗。 “使之限之，大小有別”。這種在控制(為主)前提下，結合一定範圍的開放(為次)的思想，是順應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歷史潮流的。
封建社會末期的明清時期，觀念又有更新。張居正(1525—1582年)進一步反對言榷利，反對官、商(特許商人)分利的壟斷性的商品專賣制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口號，以厚商代替抑商。但張居正又痛詆“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藜藿〔lihuo黎霍，即灰灰菜和豆葉〕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兼併土地盤剝農民的奸商富賈，而是當時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其思想又不同於為豪民巨室張目的經濟放任論。進入清代，抑商思想在最高決策層已不佔位置。乾隆帝思想尤為開放。他認為“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扦格。”(《高宗實錄》卷三一四)在這種多給私營商業以自由的指導思想下，官營商業已不再發展，商品專賣(茶)已不再加強，國家干預已不再擴大。但沿自晚明的商品(鹽)的委託專賣(綱法)卻是官府與特權商人的結合，對此類商人雖多給了自由，對一般商人則並無貿易自由可言，反不如劉晏的官私(無特權的私商)互補的思想更為合宜。自實踐觀之，劉晏這種思想才是成功的經驗的總結。完全抑商、排斥私商，或單純容商，依靠私商，都曾帶來不良的後果。
商業思想的第二個對立，是輕商思想與重商思想的問題。輕商思想由來已久。由於封建等級觀念和輕視勞動思想的支配，社會上對地位低下的賈人以及實際從事商業勞動的人都十分賤視。法家和儒家於此倒有一致的立場。隨著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後儒“以義為先”思想片面的發展，第一(“先”)成了唯一。 “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貴義賤利的言論甚囂塵上。士大夫內心好利，而偏恥談貨殖，諱言財利；經商被說成是骯髒之事、污穢之處。輕商思想又添了一層新的內容。與抑商思想之有政策意義不同，輕商思想更多地帶有封建倫理觀念的色彩。抑商思想只是斷續地在較短時間裡與抑商政策一起，對實際生活發生影響；而輕商思想則長時期瀰漫於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一種風氣，使中小商人、商業勞動者被輕而賤之，長期挺不起腰來。其影響所及，較之不利於富商大賈的抑商思想更為深遠、廣泛。輕商、抑商，兩種思想、兩個對象，原非一事，自不能相提並論。
與輕商思想對立的是重商思想。重商首先是對商業行業的重視，對商業客觀職能的充分的認識。在工商食官、商業官營時，國家重商固不待言；即使抑商思想大盛時，抑商政策的製定者、鼓吹者亦並不否定或輕視商業這一行業的作用。就連全面實行抑商政策、商品意識比較淡薄、過於向農業傾斜的商鞅(商鞅封閉糧食集市貿易，大範圍實行免費配給的“廩〔lin凜〕食”制；不注意貨幣的鑄造)，在事實面前也不得不承認“農闢地，商致物”，“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貧、商貧、三官貧，必削”(《商君書·弱民、去強》)。商鞅何曾勾消商業，相反地統一度量衡，以利於正常的商品交換即是由他主持之事。具有濃厚抑商思想的儒家的改革派荀子，一面主張“省商賈之數”，一面提倡發展正常的商品流通。他認為“王者之法”，其一就是“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賈分貨而販”是必要的社會分工，對商業的認識有了提高(《荀子·富國、王制、王霸》)。漢武帝的理財大臣桑弘羊，在推行抑商政策的同時，大力宣揚商業經濟功能的觀點，可謂旗幟鮮明。他率先提出“農商交易，以利本末”的口號，主張要“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使“農商工師各得所欲”。其屬官也說桑大夫(弘羊)籌劃計算之所致是“民不困乏，本末並利”(《鹽鐵論·通有、本議、輕重》)。本末並利，農商皆重，這一思想是有別於傳統的、有所輕重的重農抑商思想的新發展。 “以商(官商)製商(私商)、重本(農)飭末(整頓私營商業)”，寓抑商(私商)於重商(通過官營商業，發揮商業作用)之中，正是桑弘羊思想的特色。把商業與商人分開，抑製商人，重視商業，“其人甚可賤，而其業不可廢”(晉傅玄語)，抑商(抑製商人勢力)和重商(重視商業作用)的矛盾可以得到統一，可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
東漢末思想界的王符進一步提出農商各有本末的說法：“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潛夫論·務本》)，這也是一種農商並重論，是對韓非以來的“農本工商末”之說的直接否定。 (商鞅所說之“末”是指奢侈品的生產與貿易，以及未經批准的棄農經商，而非概指商業。以“末”指商業自韓非始。)明代主張利農厚商的張居正，其重商之意溢於言表。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張文忠全集·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於此透闢地闡述了農商並重的思想，秦漢時的重農抑商政策以及漢時作為抑商主要內容的榷鹽，自不能為他首肯。清初大思想家黃宗羲亦有“工商各有本末”的說法，與王符前後呼應。當過商賈、牙人的思想家唐甄，更以其親身經歷宣傳農商並重的道理，強調“農賈樂業，衣食滋殖”，“農安於田，賈安於市”，財用才能充足，否則國家必定貧困(《潛書·善施·厚本》)。
封建社會中期以來，也有一些人的重商思想內容由重視商業的職能轉而側重於對商人(不是指中小商人)的重視。如南宋的永嘉學派提倡功利，公然為富民辯護。其代表者陳亮(公元1143—1194年)，認為商人致富可為國家的經濟後盾，若使“富人無五年之積，大商無巨萬之藏”，則“國家日以困蹙”(《上孝宗皇帝書》)。還有葉適(公元1150—1223年)，認為抑末“非正論”，抑兼併非善策，主張開闔斂散輕重之權，“富人大賈”應“分而有之”，他們是“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水心別集卷二·財計上、民事下》)。這種重商思想，重視商人的思想，反映了當時東南地區正在發展中的，希望減輕商稅、自由經營的工商業者的利益和要求。清初“三大家”之一的王夫之，也宣稱“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指出“懲墨吏，紓富民，而後國可得而息也”(《黃書》)。不過其所推重的富民、大商，倒並非指那些從事兼併(“大聚”)為封建統治者的聲色玩好服務的“淫商”、奸商，這些人恰恰是他所反對的；思想家感興趣、寄希望於與新的經濟關係(資本主義萌芽)有關聯的新興的工商業者，這一階層乃是當時的進步力量。因此，順應歷史潮流，為之大聲吶喊的重商思想，具有它的積極意義和啟蒙作用。嘉慶道光時魏源的反對“抑末”、重視商業的思想(提出“緩本急標”的口號，標即指商業)，以及包世臣的“無商不給”、“本末皆富”的言論，也正是受到其先驅者的啟發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