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利，謹守勿失”，對資源性的主要商品由國家實行專賣，與“常平斂散，重在民食”——由國家管理糧食貿易、穩定糧食價格，以及“省察市肆，貪佞必斥”——由國家通過行政管理，取締不法奸商，可並稱為國家對商業的管理體制的三大支柱。
主要商品的專賣本是一種理財方法，與重農抑商既有聯繫，是抑商政策中的一個內容，但也有區別，在抑商政策被擱置後，商品專賣仍作為一項重要製度廣泛推行。
商品專賣肇始於春秋時管仲的“官山海”政策——鹽鐵專賣，此時重農抑商政策還未產生。商鞅抑商政策的“一山澤”，即仿自管仲的鹽鐵專賣。桑弘羊的“籠鹽鐵”，是對管仲、商鞅之法的直接繼承。漢以後，鐵以徵稅為常，堅持實行專賣的就是食鹽；唐後期茶、酒又先後列入專賣的範圍。宋代除鹽、茶、酒為主要專賣商品外，對醋、香藥、礬也實行專賣。元代鹽茶酒醋的專賣，控制更過於宋，鐵亦在官營之列。明清時期，酒退出專賣，開放私營；茶的專賣已日趨鬆弛(僅嚴於邊境易馬之茶)，課稅不重，最後終於廢止專賣；鐵，於明初准許民間開礦冶煉出售，而徵其稅；一直實行專賣不肯放手的就只鹽一種。
專賣制度是財政和商業的結合，其早期的推行者認為，從工商業經營中來取得財政收入，勝於強制性的直接加重農民負擔的加賦增稅。 “無籍於民，去其促迫”。寓稅於榷(專賣)，你買我賣，形式上並無徵籍，取之無形而人不知，是較高明的理財方法(見《管子·海王》)，有別於單純的財政聚斂。專賣自鹽鐵開始；取其為生活、生產所必需，“因民之所急而稅之”(《新唐書·食貨志》)，銷售面廣，略為加一點價，就可增加很大的稅入。自桑弘羊起又增加酒的專賣，與鹽不同，酒屬奢侈性消費品，因民之所靡而稅之，為選擇專賣品開創了另一項原則。鹽、酒的加價是一種“隱蔽稅”，但要真正做到“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管子·國蓄》)，“人不知貴”，“人不怨”，關鍵還在於取之要有節，即加價適當，不能太多，管仲、桑弘羊、劉晏都很注意這一點。
早期的買賣都採取民制(或官制)、官收、官運、官銷的形式，可稱為直接專賣、完全專賣，或簡稱為官賣法，如管仲、商鞅、桑弘羊的鹽鐵專賣即是。到劉晏時，鑑於官賣法中存在的問題(官府廣設機構，人員開支大；徵用舟車和勞役進行運輸，太勞百姓；住戶分散，不便於深銷到農村)，進行改革，在食鹽專賣中推行了民制、官收、商運、商銷的間接專賣、局部專賣制，由於將鹽就場轉賣給商人，再由商人分銷各地，故又稱就場專賣。從商鞅、桑弘羊直到劉晏，商品專賣在不同程度上與抑商政策聯繫在一起，富商大賈從鹽鐵或食鹽的經營環節上被全部或大部分排除出去，“榷鹽之利得於奸商，非得之食鹽之民”(指劉晏)。這是封建社會初前期專賣制度的特點。進入封建社會中期——宋，商品專賣大為推廣，但已不排斥私商，在越來越多的場合下允許私商參與其事，商銷與官賣並行，而商銷在範圍上往往超過官賣，並有許多鬆動變通的形式琢磨出來(如撲買制，分攤榷鹽、酒、茶錢於兩稅或屋稅之上以及開中法、入中法等等)。官商分利，專賣制度仰仗巨商推行，與抑商政策已經脫鉤，專賣收入往往少入於官而多入於私。到晚明和清代，封建社會的末期，官府進一步把專賣商品放給特許商人，委託其經營(購、運、銷)，而坐收其利。這種做法，其實於茶葉專賣中早在北宋末即已實施(官不收茶，坐取淨利)，但在食鹽中卻是行之較晚。如萬曆末開始實行、清代廣泛採用的食鹽的“綱法”，才更多地假手於商人：官不收鹽而由民制、商收、商運、商銷。這是專賣制度中又一種更新的形式，可稱為“商專賣制”或“委託專賣制”。其專商世襲、各有引界的內容，是茶葉專賣中所沒有的，屬商專賣制的高級形式。官商共利(“商”指正稅商人，世襲的特權商人)，唯以排斥正當商人的經營為務的這種商品壟斷政策，已盡失限制富商豪民的抑商政策的原意了。
專賣制度作為一種理財方法，在不同條件下應用，為不同的政策服務，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如果當時政權掌握在新興階級或進步階層(集團)手裡，為進步的政策(如抑商政策)服務，“取之於民”有個限度(加價合理、徵稅適當)，而能以收入的相當部分“用之於民”，為國家的統一事業，為鞏固邊防、支持民族自衛戰爭的正義事業，為興修水利、賑濟災荒等公益事業，提供經濟上的保證；同時，專賣制度集權於中央，吏治比較整肅，注意懲治貪污不法行為，這樣，專賣制度主要就利大於弊，無可厚非。管仲、商鞅、桑弘羊、劉晏等人推行的專賣政策就可列入這一類型。反之，政權掌握在保守腐朽勢力或豪門壟斷集團手裡，政治腐敗、沒落的統治者向農民增稅不足，就又加上商品專賣，單純地以此作為聚斂銀錢的生財之道，高價、重稅，取之無節，而不肯多幹有利於人民之事。在各個時期裡，或是以中央集權之名，謀權宦巨室之利，專賣收入主要用於統治集團的窮奢極侈的消費上面；或是權力下移，地方擅變制度，以求贏資，猾吏從中舞弊，以求中飽；或是暗中和奸商勾結實行官商分肥以至公開地把專賣權讓給豪商，容其世業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專賣制度的積極作用就會消失，而變成搜括的工具。專賣商品質次價昂，低進高出，強制生產，硬性攤派，壓榨勒索，百弊叢生，小生產者和消費者、正當的商業經營者都大受其害。王莽的鹽酒專賣，唐後期和北宋末蔡京的鹽茶專賣，元代的專賣，明清食鹽中的綱法就屬於後一類型。總之，評價專賣制度實行效果的好壞，要看是否正確地處理了財政與商業的關係，取與予的關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刀切、絕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