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商業和手工業都由官府佔有，叫做“工商食官”。西周時生利的商業由大貴族以官府的名義壟斷，實際從事商品交換的專業商人主要是“賈正”率領下的商業奴隸；平民經商很少。西周後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詩經·大雅·瞻印》)，小貴族也熱衷於做起買賣來。開發工商之利的新興的工商業者更成為“多藏”的富豪。他們是歷史上最早的私商，構成了“工商食官”制度的外在威脅。進入春秋前期，工商食官作為奴隸制的殘餘一時還保持下來，但是在建國(鄭)、復國(衛)、興國(晉)的過程中，統治者為了爭取商人的支持，改變其低賤的身份，從而造就了一些受保護、蒙優待的私營商人。春秋後期，隨著封建制的形成和發展，原奴隸身份、“食於官”的賈人和百工，也在各種情況下，經過鬥爭(逃亡、武裝暴動)或立有軍功，而獲得解放；官賈官工之長亦乘衰國或亡國之機，叛逃、離散，成為民間的百工商賈的重要來源。他們與西周末春秋初的富而不貴的私商的後裔合在一起，都是不受命於官府的私營工商業者或個體小工商。隨後，士人、去職官僚經商者、平民經商者、棄農經商者，人數亦日多。具有自由身份、獨立經營權力的私商——“自由商人”隊伍不斷擴大，到戰國時私營商業在流通領域居主要地位，工商食官制度崩潰，官營商業只在某些場合下存在。
春秋戰國社會發生變革之際，商人中除一部分人與舊貴族關係密切，安於現狀，不希望打破舊秩序外，另一部分新興的自由商人從本身利益出發，同情勞動者階級地位的改善(由於勞動熱情提高，可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更大的市場)，贊助大一統局面的形成(關梁無阻，商稅減輕)，支持土地私人佔有製的建立，因之和新興地主階級站在一起，擁護新制度，反對舊勢力，在政治上是當時的進步階層。在商業本身，自由商人調劑物資餘缺、平衡市場供求，發揮了商業的客觀的經濟功能；其亦工(礦)亦農(牧)者，更在開發資源、增加社會財富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應運而生的自由商人，中間出了一些頗有名氣的歷史人物，在《左傳》中不止一次記述了鄭國商人的故事。西周末鄭桓公率善經商的商遺民，闢草萊，開荒地，到“洛之東土，河濟之南”來建立鄭國，破例地解除其奴隸身份，並給予一定的經營自主權，雙方還訂有一個相互支持的盟誓，所以鄭國的私商在春秋前中期就很活躍。公元前627年，鄭國商人弦高販運商品到洛陽去，途中發覺秦軍正悄悄經過週、滑，去偷襲鄭國。弦高即拿出12頭牛和四張熟皮革，偽裝奉鄭君之命前來犒師；暗中派人回去火速報信。秦軍認為鄭國已有準備，放棄偷襲計劃，滅滑而還。鄭君用存國之賞賜與弦高，弦高不受而去。公元前597年，晉國大將荀(上艹下窯)〔ying英〕為楚軍俘獲，九年後有個來楚經商的鄭國商人籌劃把囚禁中的荀(上艹下窯)夾藏在貨袋裡偷運出楚境，計劃正待執行，恰好楚國放了荀(上艹下窯)。日後這位商人到晉經商，荀(上艹下窯)仍像對救命恩人一樣款待他。商人說我沒有功勞，不敢領受這種待遇，就轉到齊國經商去了。這兩件事說明鄭國的經營活動能力很強，在社會上已能發生相當的影響。
春秋後期至戰國，自由商人經營規模更大，財力更巨，已非春秋前期的鄭國商人所能望其項背。其著名代表，春秋末有子貢和范蠡，戰國有白圭，都是《史記·貨殖列傳》中所凸顯的人物。
子貢(端木賜，公元前520年—？)孔子弟子，士人經商的典型。孔子說他“不受命而貨殖焉”，即當一個不受命於官府的私商之意。他的老師又稱他“臆則屢中”，就是善於猜中行情。司馬遷也說他“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就是賤則買進(舉)，貴則賣出(廢)，掌握時機，從中轉易取贏。他從事當時熱門的珠寶生意：“有美玉於斯，韞諸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論語·子罕》。韞〔yun運〕，收藏；沽，賣)三句話不離本行。他意識到商品價格的升降和商品供給數量的多少密切相關，說“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min民〕(美石)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荀子·法行》)“物以稀為貴”的觀點由當過商人的子貢提出，自然順理成章。
范蠡(約公元前496—前473年)以越大夫去官而經商，三致千金，歷史上有名的陶朱公就是他。他經商致富，是運用了“計然”之策，通過自己的實踐，形成了一套“積著之理”(著，貯)。這套經營理論的內容，首先是要求按照天時和農業生產規律來決定自己的經營對策。 “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要知時而備，預知不同時間需用之物，事先作好準備。這個“時”主要指天時，即年歲的豐歉和水旱等變化。天時變化有規律，可以掌握：“六歲穰(豐收)，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史記·貨殖列傳》)由未來的豐歉水旱的變化中摸索規律，即可預測商品供求變化的長期趨勢。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國語·越語》)：在大旱年應預作舟船的生意，因這時船沒人要，價賤，可先進貨，以後大水年船即將成為市場特別搶手的商品而漲價；反之，在大水年則應預作車子的生意。這可稱為經營上的“待乏”原則，貿易的物資以迎合將來的迫切需要最為有利可圖。范蠡還要求根據市場供求關係來判斷價格的漲跌，即所謂“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價格漲跌有一極限，“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史記·貨殖列傳》，以下引文出處同此)。一貴一賤，極而復反。要在商品貴到適當程度及時拋出——“貴出如糞土”；而在相當賤的時候及時收進——“賤取如珠玉”。不能因價貴而保守惜售，因價賤而觀望不前。在具體商品的經營上要注意商品質量，貯藏貨物要完好。這叫做“務完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范蠡更特別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貨幣滯壓在手中，這叫做“無息幣”。也不能囤積居奇，貪求過分的高價，要從加快周轉中來增加利潤，這叫做“無敢居貴”。范蠡與子貢並稱。後世所說的“陶朱事業，端木生涯”，即指此二位而言。
范蠡以後善於經商的當推魏文侯時(公元前466—前397年)的白圭。他的作法是“歲熟，取谷，予以絲漆”，在糧食收穫季節及時買進糧食，供應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在蠶繭上市時收購絲綿和絲織物，及時出售糧食。白圭把自己的經營之道歸納成八個字：“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把某些尚未形成社會迫切需要的一時供過於求(人棄，如收成時或豐收年的糧食)從而價格較便宜的商品，預先大量購存(我取)，等待時機，在社會急切需要並求過於供(人取)而價格上漲時再行出售(我與，如青黃不接或歉收年的糧食)。這也是待乏原則的運用。利潤來自豐歉差價、季節差價或供求差價，但可以起到平衡供需的作用。故白圭自詡為是“仁術”。白圭善於“趨時”，“樂觀時變”，能迅速而準確地掌握經營時機，“若猛獸鷙鳥之發”。他還有一個經營原則，就是薄利多銷。 “欲長錢，取下谷”；下谷之類為必需品，利雖不高，但成交量大，能以多取勝，不高抬價格也可獲大利。為了增加糧食資源，他主張“長石鬥，取上種”，即選擇優良品種作為種子供應，以提高穀物產量。白圭是經營農產品貿易——主要是糧食的商人，民以食為天，這比之經營珠寶生意，同人民的關係要大多了。這個以經商自負，把“智”、“勇”、“仁”、“強”作為商人必備條件的白圭，曾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記·貨殖列傳》)後世商人把白圭奉為自己行業的祖師爺。
春秋戰國時自由商人因經營思想的不同，而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良商”、“誠賈”，一種是“佞商(奸商)”、“貪賈”。前者不搞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富好行其德”(范蠡)，以經商為行“仁”術，知“取予”之道(白圭先予後取，在與人方便、好處的前提下，取得合理的利潤)，薄利多銷，貨真價實，買賣公平，信譽卓著，受到人們的歡迎。後者抬價壓價，故意擴大供求矛盾，製造價格波動，為牟取暴利而不惜破壞農業生產，影響人民生活；其欺詐掠奪該受人民的憎惡。子貢、范蠡、白圭能較好地處理經商謀利與商業道德的關係，處理取與予(賺錢與服務)的關係，堪稱為誠賈的代表。他們的經商理論，諸如：“察時測變、儲饒待乏”，“論其多寡、貴賤可測”，“周轉從速、薄利厚得”，“完物上種、貨求精擇”，“知所取予、仁心為質”等內容，實已達到當時最高的水準，對後世也起了深遠的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