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民族貿易與對外貿易的奠基時期。西漢時西南各族同巴蜀之間的民間貿易開展較早。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ze責〕馬、僰〔bo博，古族名〕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記·西南夷傳》)巴蜀運往西南各地的是漆器、鐵器、農具、絲綢和其他商品，蜀地的特產枸醬多半賣給夜郎。武帝時唐蒙出使南粵(今廣東，當時尚獨立)，在招待會上嚐到枸醬，問詢之下，知悉是由夜郎經南粵西北的牂柯江(今北盤江上游)分銷過來的；回長安後又從蜀商那裡得到證實。根據這一信息，西漢政府決定和夜郎建立聯繫，以便從水路來打開漢與南粵的交通。於是唐蒙攜帶大量繒帛、食物，從巴蜀笮關進入夜郎活動，勸夜郎內屬。夜郎及其附近城邑同意歸附漢朝。武帝在那裡設犍為郡。不久，邛、笮也歸向漢朝，設立郡縣。官方關係確立，邊關即通，從此漢族人民可以公開地自由地去作買賣，而不再是“持貨竊出”了。
西南滇國的內屬時間稍後，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和邛竹杖在市場上出售，問知這些商品是從印度運去的。巴蜀→西南→印度→大夏有一條商路。張騫向武帝建議通過這個商路可和西域、中亞各地建立聯繫(當時匈奴控制西北，河西走廊交通被阻)。這一建議被採納，即發使四出，打聽到滇邊有個乘像國(緬甸)，巴蜀商賈由此把商品轉道輸往印度。於是，漢“始通滇國”，在滇置益州郡。中原的物產如銅器(銅鏡、銅燈)、漆器等源源運到那裡；滇地後來自製的銅器和中原形制相仿，是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
漢武帝時南粵才消除割據狀態，番禺(今廣州)也就成為南方的一個商業城市。漢族商人不遠千里而來，搜羅象牙、犀角、玳瑁、珍珠、龍眼、桔柚、葛布等，販賣到內地去，以致當時有“民間厭(饜足)桔柚”之說。
在北方，漢族與匈奴族貿易時斷時續。漢初商定在邊界“通關市”，中原的繒、絮、酒、秫為匈奴人民所喜愛，匈奴人民的馬、驢、皮毛也為漢族人民所珍視。但匈奴奴隸主貴族常劫掠邊沿各郡，戰事時起。武帝中進行大規模的反擊，迫使匈奴勢力退出河西走廊(甘肅)，打開了內地與西域的交通。而在過去，匈奴從漢方拿走的大量絲織品，並不適合自用，實際上主要是轉輸西域(新疆以及中亞)去賣大價錢的。西漢決心控制、保衛內地到西域、中亞的商路，目的之一就是要與匈奴爭奪對外貿易上的主動權。為此，漢武帝派遣張騫再度出使西域和中亞，尋求合作，共同對付匈奴。出使時帶上數千巨萬的金、帛、貨物，上萬頭的牛羊，擔負著政治聯繫和物資交流的雙重使命。以後漢使去西域的每年有五六次乃至十幾次，每次少者上百人，多者幾百人，商人也常應募同行。武帝時西漢政府在河西走廊先後設了四個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敦煌作為對外貿易的門戶開始興起。
當時從長安經西域各小國以達西亞、歐洲的商路有兩條：一條是出陽關，沿崑崙山北麓(沙漠以南)，經樓蘭、於田，到莎車，越蔥嶺(帕米爾)南部西去，可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內)，再西行可到條支(伊拉克境內)、大秦(羅馬帝國地中海東部一帶)，稱“南道”；另一條是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沙漠以北)，經車師、龜茲，到疏勒，越蔥嶺西北，可到大宛(今費爾幹納)、康居(今錫爾河、阿姆河中下游)、奄蔡(今鹹海與里海間)諸國，再往西可到大秦，稱“北道”。由於奄蔡及其東北等地盛產貂皮，貂皮由此輸往中國，故北道也稱為“皮毛路”；而南道則是漢方大批貨物輸出的通道，其中以絲和絲織品為主，因此也稱“絲路”。後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即是由此時開端的。漢時中國的絲織業已十分發達，品種繁多，花色精美，經中間商人(安息)之手運往大秦，一兩絲與一兩黃金同價。大秦把中國稱為“絲國”，對東方充滿著美好的憧憬和嚮往。
張騫通西域與絲綢之路示意圖
中外貿易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中亞的石榴、葡萄、核桃、芝麻、苜蓿等隨之傳到中國，在中原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中國的鑿井術和煉鋼術傳到了中亞。中國良好的國際影響擴大到遠方。
東漢中葉，從紅海到印度的海道已經暢通，中亞、西歐的貿易多改由海道。公元166年，羅馬商人以大秦國王安敦使臣名義，由海路經日南到達東漢帝都洛陽，這是中國和羅馬直接交往的開始。孫吳時大秦商人秦倫從交趾到建業(今南京)面見孫權，在東吳住了七八年之久。
南北朝期間，北方政府和各少數民族的經濟聯繫有不少的開展。西域的龜茲、疏勒、烏孫、高昌(今吐魯番)的使者“相繼而來，不間於歲”。尤以同高昌的關係更為密切，“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伊吾→哈密→高昌)，高昌又為西方商人來中國的通道，這是東漢時始闢的新道(“新北道”，原西漢時的北道北朝時改稱“中道”)。突厥以馬易北朝的絹，交易相當繁盛；吐谷渾也與北朝有貿易往來，北周時常出動商人數百人，駝騾數百頭。對外貿易至北魏統一北方後始見活躍。孝文帝時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因“樂中國土風”，長期居住洛陽的達一萬多家；洛陽城南，設立商館，供外商交易；四通市也是外國人常來的市場。 (《洛陽伽藍記》卷四)
南方通過海路的對外貿易有很大的發展。番禺是外貿的中心，梁時海舶一年來幾批至十幾批。地方官大飽私囊，當時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的說法。南朝不僅與南海十餘國(林邑、扶南、盤盤國等)的通商比過去更為密切，而且開展遠洋貿易，西至波斯和大秦。中國和師子國(錫蘭，即斯里蘭卡)、天竺(印度)之間商船常有往來，東晉末到印度取經的高僧法顯就是乘一艘載兩百餘人的中國自造的商船，從師子國啟程回國的。當時海外輸入的主要還是像牙、犀角、珠璣、玳瑁、翠羽、火布、香料等珍奇物品，輸出的則以絲織品為大宗。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發展，民族貿易相當發達。唐前期主要以絲帛換取突厥、回紇的馬匹；唐後期回紇入朝驅馬易茶，中原地區同沿邊各族的茶馬貿易已經開始。
對外貿易，在隋及唐前期西北陸路貿易尚佔重要地位。隋時裴矩出使西域，後專駐於張掖，管理絲路貿易，招徠西來商旅。唐前期在西域、中亞一帶設安西、北庭都護府，以保衛商路，並沿途設置驛館；絲綢之路的貿易又活躍於一時。唐後期，吐蕃佔據河西走廊，西北陸路交通受阻，貿易頓衰，對外貿易轉向海路發展。
本來由於海路貿易的發展，唐政府已於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廣州設立“市舶使”——中國最早的“海關”。海舶來時市舶使負責驗貨、定價、徵稅(3/10)；珍異、香料等物抽買部分後，外商即可自由貿易。在廣州劃出專門的區域——“番坊”供外商居住，並允許外商立廟，尊重其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各國商船填塞廣州港內，多時(大歷時)年達四千多艘，以師子國的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郡邑為之喧闐”(《唐國史補》卷下)。經政府批准，中國商人巨大的遠航船常到南洋、印度的南部東西兩岸、波斯灣北岸、紅海一帶去貿易。東海貿易亦有所發展。日本與唐政府之間起先採取傳統的貢獻與回賜的交易形式，後來特許的商船也互相進行貿易往來。除由登州經朝鮮去日本外，從揚州出長江口或從明州(寧波)出航利用季候風也可到日本。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商人來貿易的很多，北起登、萊，南至楚、泗，都有他們的足跡。唐後期海上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更使揚州成為東南海舶停泊的最終港口(當時揚州地勢與今不同，海船可入)，大食、波斯的商船自廣州，北航經泉州，直達揚州(貨物不再取陸路越大庾嶺)；揚州交易之盛不亞於廣州。
在對外貿易中，從西方和南海諸國進口的商品主要仍是香藥、珠寶、犀角、象牙、禽獸，再加皮毛、吉貝(棉布)；從日本輸入的有硫黃、砂金、漆器等物；從朝鮮則輸入牛、馬、麻、布、折扇等物。輸出商品除了傳統的絲織品和瓷器外，還有弓、矢、刀、銅器、鐵器、紙、筆、繡貨、藥材、書籍等。波斯人稱來自中國的銅器為“中國銅”，肉桂為“中國樹”。中國的茶葉和茶種開始傳入日本；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也在唐時傳入阿拉伯，以後再通過大食傳到埃及、摩洛哥和歐洲，為世界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張騫通西域與絲綢之路示意圖